《天使之城》（Angel City）是美国当代剧作家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 1943—2017）1976年创作的一部艺术戏剧，该剧以洛杉矶为叙事背景，展现了当代好莱坞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困境。剧中，制作人兰克斯在筹备好莱坞电影剧本时遇到瓶颈，故邀请编剧与秘书、乐手和制作人一道商议剧本情节。在将洛杉矶定为电影内容后，众人各抒己见，将脑海中对洛杉矶的刻板印象——自然灾害、商业欺诈、城乡矛盾——一一道出，但这一融合血腥、暴力和科幻元素的剧本最终未能得以成功拍摄。作为谢泼德戏剧艺术的代表作，《天使之城》甫一发表便引发学界的热议，剧中“经济利益”和“商业权谋”的纠葛、“美学艺术理念”的破灭等议题均为学界所关注^[1]130。1993年，剧评家列奥纳多·威尔考克斯（Leonard Wilcox）从电影美学的角度对该剧进行考察，认为剧中“噩梦般的城市景观”和“超现实想象”具有某种“‘黑色洛杉矶’叙事（L. A. noir）”特征，即当代美国文坛中“反写好莱坞”（anti-Hollywood）的叙事传统^[2]。这一研究思路揭示了剧作家反思洛杉矶文化症候的创作意图。

“黑色洛杉矶”的诞生与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黑色电影”密不可分。20世纪上半叶，伴随城乡空间转型以及商业经济扩张，作为美国经济实力象征的洛杉矶正一步步接近灾难：“人口激增引发社区资源瘫痪”^[3]247，“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商业投机甚嚣尘上”^[3]237。二战期间，美军在洛杉矶设立海军基地，人们更是感受到“毒素蔓延的生态环境”，到处都是“精神倦怠的群众”^[4]80-81。作为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呈现，好莱坞“黑色电影”吸纳了洛杉矶城市衰败的文化内涵，在结合侦探、犯罪以及德国表现主义元素的基础上，以一个“黑色洛杉矶”——“一个危机四伏、精神贫瘠的文化荒原”^[5]78-83——解构了蕴于“美国民族神话”中的进步与自由精神^[6]6。在城市学家狄娜·奥森·伦特（Tina Olsin Lent）看来，“从边疆小镇到现代都市，洛杉矶呈现了街头暴力、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以及个体丧失判断力后的精神幻灭”^[7]。在同时期作家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的小说《蝗虫之日》、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散文集《漫步走向伯利恒》以及大卫·马迈特（David Mamet）的戏剧《速耕》中，“黑色洛杉矶”意象揭示了洛杉矶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文化失调，为管窥“天使之城”的衰微及其情感结构提供了力证。

进入20世纪70年代，谢泼德涉足电影业，先后参演《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 1978）、《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 1983）等多部好莱坞影片，并获奥斯卡和艾美奖提名。这一“跨界”经历令他深入了解洛杉矶文化产业的运作规律，亦洞悉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变迁。在《赛马梦者的地理》（Geography of a Horse Dreamer, 1974）、《天使之城》、《真正的西部》（True West, 1980）等多部剧中，他在当代城市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揭示了洛杉矶的文化衰败以及城市精神的破灭。其中，《天使之城》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剧中，破败的城市外部景观和腐败的文娱产业折射出洛杉矶的衰落，展现了当代资本浪潮中美国城市精神的幻灭。不难发现，剧作家将历史语境与城市学研究两相结合，意欲挑战洛杉矶在民族想象域中作为“浪漫田园”的迷思。而他作为好莱坞局内人的身份以及与社交圈刻意保持的“距离感”，使其“黑色洛杉矶”叙事在一系列逆写洛杉矶神话的文艺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精英表达当代城市情感结构的一个生动案例。

一.   “天使之城”的衰微与“黑色洛杉矶”的诞生

伦特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城市意象多具有双重意蕴”^[7]。伦特的这一观点在洛杉矶历史变迁中得到体现。在美国文化中，洛杉矶经历了从“天使之城”到“恶魔之城”的嬗变，而这一嬗变与其市容和文化产业的兴衰密不可分。首先来看洛杉矶的自然环境。20世纪之前，洛杉矶以梦幻诗意的田园景观著称。在地理环境上，洛杉矶环山临海，坐拥棕榈林、山麓、盆地等自然资源，是早期殖民者眼中的“新教徒的麦加”。在小说《拉蒙娜》（Ramona, 1884）中，洛杉矶被描述为一个“未被现代工业浸染的天堂”，有着“风景旖旎”的浪漫景观^[8]15。进入20世纪，洛杉矶迎来房地产、石油业与旅游业的振兴，人口总数激增，一时间财富遍地，发迹者不断涌现。至20世纪20年代，洛杉矶已经历美国史上最大的内陆人口流动，建立了多处以犹太人、俄国人等外来移民为主体的城镇社区。

在文化上，自1895年著名编辑查尔斯·卢米斯（Charles Fletcher Lummis）创办了洛杉矶杂志《阳光之地》（The Land of Sunshine）以来，洛杉矶就被包装为一个“被重新发现的天堂”，一个“阿卡迪亚般的神话”^[9]1。但该神话却在20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战事阴霾中遭到重创。1906年，旧金山发生7.8级地震，多处爆发火灾，作为震中之一的洛杉矶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外，洛杉矶还卷入二战。1939年，美国计划在西海岸建造船舶和航空基地，洛杉矶圣佩德罗港口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被选为太平洋舰队的港口。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在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White Noise）中便影射了这一段史实，“山泥倾泻、灌木着火、海岸侵蚀、地震频仍、屠杀不断。凡此种种，我们安之若素，原因是，这即是我们眼中真实的加州景象” ^[10]48。可以推测，上述意象累积起来，至20世纪后半叶，相比梦幻、诗意的“天使之城”，洛杉矶作为灾难多发地的固定标签更为美国人所认同。

除了城市环境，令洛杉矶由盛转衰的还有好莱坞影视业的去魅化。20世纪初，远离劳工管辖的地理位置使洛杉矶成为电影摄制的绝佳地点。1911年，制片人大卫·霍斯利（David Horsley）将位于新泽西的花蜜电影公司迁至洛杉矶日落大道和高尔街。此后，好莱坞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转变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其影响力随影片发行量的不断攀升开始辐射全球。但1918年之后，随着美国电影产业链基本形成，好莱坞逐渐被消费主义裹挟，裙带关系、低劣作品和丑闻不断的“卡戴珊家族”随处可见^[11]4。商业竞争作为一种推动力，其核心“是‘竞争’蕴含的对自然和人的降格和重构”^[12]。随着市容衰败与艺术贬值，洛杉矶不再是美国人心中的“天使之城”，“自然灾害、黑社会暴力、名流丑闻消解了洛杉矶表层的荣誉光环，使其暴露出‘新耶路撒冷/新巴比伦’的负面本质”^[13]7，正是这一城市文化的双重性激发了“黑色洛杉矶”叙事的诞生。最为典型的便是，20世纪30至50年代，美国见证了大批以洛杉矶为背景的“黑色电影”的勃兴。此类电影聚焦洛杉矶的文化变奏，集中探讨了城市犯罪、道德腐败等社会议题，从受害之人的心路历程来反思城市文化。受“黑色电影”的影响，当代美国作家将“黑色洛杉矶”叙事移入文学创作中，与电影业一道，对洛杉矶城市的底蕴进行了殊途同归式的文化反思。在文化批评家凯文·斯达尔（Kevin Starr）看来，“黑色洛杉矶”展现的是一个文化荒原，“在这里，民众见证的是无处不在的道德滑坡、永无休止的生态危机”；“整座城市犹如一朵阳光下腐烂的花朵，其腥臭久久不散”^[14]31。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之下，作为一名成长于洛杉矶的剧作家，谢泼德在其代表作《天使之城》中揭示了“天使之城”沦为“文化荒原”的原因，其途径是以城市景观和文化风向的嬗变为叙事聚焦，以一种自反式的“去神话”叙事策略消解了民众对洛杉矶的浪漫化迷思，对“天使之城”神话予以有效解构。

二.   “后末日”景观：对洛杉矶城市“去浪漫化”解构

在评价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经典侦探形象菲利普·马洛时，后现代主义大师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指出，“办公室中的马洛”这一情节是一个“结构上的前文本”，“透过一扇窗户，洛杉矶的真相暴露出来”^[15]44。《天使之城》开篇，兰克斯说：“绝佳的办公室，绝佳的窗户”^[16]64。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洛杉矶如一个瘾君子，地狱在我面前”^[16]64。此处兰克斯对洛杉矶的负面评价与詹明信所说的“结构上的前文本”一脉相承，暗示剧作家将从办公室这一空间节点开始反思洛杉矶文化。在剧中，透过受核爆、洪灾和僵尸袭扰的城市景观，谢泼德展现了洛杉矶可能爆发的战争、瘟疫和异形入侵，以一种“后末日”的洛杉矶意象消解了“天使之城”的浪漫化想象。

剧中谢泼德对洛杉矶“去神话”解构首先体现为对城市核威胁的描写。剧作开篇，兰克斯从办公室的窗户观测街景：“浓雾弥漫，众多婴儿的双目因刺痛而流血。建筑物外表的油漆脱落”^[16]64。这里的“浓雾”与“双目流血的婴儿”意象凸显了民众对洛杉矶核辐射的恐惧。二战前，美国对圣佩德罗港口的升级曾引发民众对城市毁灭的担忧。1942年2月25日，美军误将一枚气球视作敌军飞行器，遂启动城市报警系统。次日下午2时25分，洛杉矶上空布满光束，防空炮声此起彼伏。这一“洛杉矶之战”乌龙事件加重了民众对核爆的忌惮。在1948年发表的《猿与本质》（Ape and Essence）中，旅居加州的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以2108年2月的加州为背景，刻画了一个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可怕景观：遍布猿人的街道上充斥着“因原子工业和原子战”而身体畸变的婴儿^[17]101。对照来看，《天使之城》中“双目流血的婴儿”暗含与《猿与本质》同样的反核威胁的写作意图，表达了剧作家对核爆的恐惧心理。此外，“浓雾直逼心脏”和“油漆脱落的建筑物”两处细节也是对洛杉矶核爆的隐喻。广岛事件后，科幻小说家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于1950年创作了思索加州核危机的《细雨将至》（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主人公一家最终在核爆及漫天尘雾中殒命，尸首则被烧焦并残留在墙壁上。

除了核爆，威胁洛杉矶民众安全的还有生态危机。在《天使之城》中，“一辆辆二手汽车融为黑色碎石，焦油坑中隐现动物的呻吟声。成年人倒地匍匐，成群的狗瘫倒在路边”^[16]64。追溯早期美国史，1769年，方济各会教士克莱普斯（Juan Crepsi）称赞洛杉矶土地富饶，适合种植果蔬；早期西班牙探险家帕娄（Francisco Palou）也在日记中称赞洛杉矶的河流与峡谷。但进入20世纪，这些河道却挟带砂砾和岩石，形成具有破坏性的泥流，给洛杉矶造成灾难。严重时，泥流与暴风相汇，给民众带来二次伤害。作为对洛杉矶洪灾的指涉，“黑色洛杉矶”中存在数量庞大的“疾病”和“动物”隐喻。美国小说家理查德·卡德雷（Richard Kadrey）在《地下噬菌体》（Metrophage）中以“疾病”隐喻洪水肆虐的城市景观：“嵌入城市肌理中的排水沟犹如一名吸毒者的静脉，腐烂腥臭”^[18]42。作为对照，“焦坑中的动物”与“跪倒在地的成年人”这两个典型意象还原了洪水袭击后的洛杉矶街景，表明自然灾害对洛杉矶的破坏残留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继核爆和洪灾后，《天使之城》还展现了洛杉矶可能遭遇的异形入侵。对于这一点，剧作家写道：“在骇人的购物中心中，销售人员呻吟着躲在柜台后，扭动瘦骨嶙峋的脖颈，直视我们。他们仿佛永恒不灭，用枯瘦的手指指戳我们”^[16]64。作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加州在20世纪中期成为美国的文化象征，其技术创新、经济实力以及变异的生态环境为诸多小说家、电影制作人和游戏设计者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想象空间。在《世界大战》《终结者》《独立日》等经典电影中，加州多被设定为异形登陆美国的地点。其中，洛杉矶被笼罩在一种“后末日”阴霾中，“核微粒、异形入侵、自然灾害、病毒爆发、生化污染……未来的灾难及可能诞生的新世界，激发了观众对异形入侵、宗教终结、环境恶化、城市暴乱及拉美裔侵入的恐惧”^[19]371。谢泼德同样提及洛杉矶可能遭遇的“异形入侵”危机，剧中“手指枯瘦”和“永生不灭” ^[16]64的僵尸即为一例。正如加州文化批评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恐惧的生态学：洛杉矶与灾难想象》中所论，“洛杉矶灾难叙事显示出民众对国家安全的质疑，是对‘美国梦’的另类书写”^[20]354。借“后末日”城市书写，谢泼德撕开了“天使之城”的温柔面纱，解构了兰克斯口中“棕榈林、野鸭池塘和修整的树篱”^[16]93的浪漫化景观，以犀利笔触展现了洛杉矶田园理想与现实生态之间的对峙。

三.   幻灭的艺术家：好莱坞梦工厂的破灭

在《天使之城》中，谢泼德不仅打破了洛杉矶浪漫化的城市景观，还借艺术家群体肖像抨击了好莱坞梦工厂。就空间叙事而言，外部世界的人文景观和时代风貌需以人物的内心体验予以阐发，使“个体体悟”构成对城市环境的批判性“回指”与参照^[21]。而“黑色洛杉矶”叙事话语所包含的此类批判性的“个体体悟”就涉及“专横的制片人、渴望爆红的女演员、被剥削的艺术家和音乐师以及操纵大众品味的商业老板”^[22]80。在《天使之城》中，透过青年编剧拉比特、音乐家蒂博尼、渴慕爆红的斯库恩小姐和制作人惠勒，谢泼德展现了好莱坞艺术梦破灭的全过程。

首先，拉比特对电影业的抨击揭露了好莱坞欺瞒大众的本质。剧中，兰克斯之所以邀请拉比特加入团队，是看中了其创作才能：“长话短说，[我]和惠勒遭遇瓶颈，创作停滞……我们希望拥有一张王牌，出奇制胜……听闻你能妙手回春”^[16]66-67。在这里，兰克斯意指拉比特会令他们停滞的项目“起死回生”。同时，兰克斯还强调对拉比特艺术天赋的重视：“我想，你也不甘屈居一位编剧的位置，一个雇佣文人（ordinary hack）的角色” ^[16]67。此处，“黑色洛杉矶”的核心母题——“天真的艺术家与好莱坞的相遇”——暴露出来。拉比特由此得知他的工作极具挑战性：兰克斯要的是“超越当下对‘人物’这一概念的认知范畴”的“奇迹，无需后期技术处理的、有血有肉……一个前所未有的、神秘怪诞的情节”^[16]67-68。“前所未有”和“有血有肉”这样的话语凸现出一个对艺术家极具诱惑力的创作梦。

然而，拉比特的艺术梦很快化为泡影——自诩“熟稔传统创作机制”的他意识到好莱坞对大众思想的锻造作用：“赛璐璐影片向千万观众重复着同一个故事……架空大众的梦想，约束他们的行动……身处赛璐璐的威慑范围，如何避免受其影响？如何远离这样一个庞大机器？”^[16]69，事实上，“庞大机器”一词揭示了好莱坞电影对大众的欺骗性。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看来，好莱坞是美国现代幻想的源头，而文化产业对大众的“许诺”是一种“幻象”，大众的精神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用餐者只能盯着菜单，画饼充饥”^[23]111。可以说，电影业操控着公众的思维方式，使大众成为娱乐产业的受害者。

透过拉比特，谢泼德阐明了媒介左右公众思维的不争事实；进而又借蒂博尼揭示了商业资本对艺术原创性的渗透与瓦解。剧中，蒂博尼致力于创作一种“令大众痴迷”的音乐节奏，但未能成功^[16]72，原因是他陷入资本打造的精致生活中难以自拔：“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已有数月……我的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16]73。当拉比特质问他“可曾想过离开此地”时，蒂博尼认为目前的生活是最好的状态：“你非常清楚外面的行情。在这里，我们享受着高薪，不受外界的滋扰”^[16]73。因此，当拉比特叫嚷要离开兰克斯时，蒂博尼表示这一类想法十分荒诞：“你很快就会享受这种状态，快到无法想象”^[16]73。可见，蒂博尼（他的英文名字 “Tympany”原指一种定音鼓）是被好莱坞光鲜泡沫蒙蔽的受害者之一，他已陷入资本堆叠出的虚荣感中难以自拔。

除了拉比特和蒂博尼，同样被卷入好莱坞欲望机制中的还有斯库恩小姐，她呈现的是“黑色洛杉矶”的另一主题：失之交臂的明星梦。斯库恩小姐“痛恨不能实现明星梦的自己”，认为“有人终日穿着光鲜，饮酒作乐，被人前呼后拥”^[16]77。斯库恩小姐对电影业表现出的痴迷表明明星效应已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但反讽的是，当她真正实现明星梦之际，她见到的却并非是饰以光晕的艺术梦，而是洛杉矶鲜为人知的血腥史，可见艺术之梦早已被现代资本所毁。

除上述人物外，谢泼德还借惠勒这个人物来抨击好莱坞的商业文化。剧中典型的细节出现在第一幕中：作为一名颇具名望的电影制作人，惠勒看似追求高雅艺术，坚持艺术创作的原创性和艺术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实则不过在大量炮制庸俗作品，以迎合市场需求和受众喜好。谢泼德就此展现了制作人与观众之间的某种“黑色”的共生关联：“让他们大笑、催眠、自杀、引发施虐/受虐，操控其潜意识，使他们迷失心性，影射并见证毁灭。这即是当下观众渴望看到、也是我们必须打造的内容”^[16]71。在惠勒看来，千篇一律的制作风格导致大众品鉴水准的庸俗化。因此观众急需轰动特效使之振奋。惠勒的自白——“我们要么接受挑战，要么销声匿迹”^[16]71——暗示他所面对的并非艺术创新和审美格局，而是哗众取宠的故事情节，这一点彻底暴露了战后好莱坞以取悦观众为导向的创作倾向。如美国文化史学家凯文·麦克纳马拉（Kevin McNamara）所言：“从政治腐败到金融诡计，从造假文化到媚俗风尚，‘黑色洛杉矶’扣住了洛杉矶‘伊甸园’的腐败面相。本是民族心脏的‘天使之城’降格为一个梦想凋敝、堆积尘埃的荒原”^[9]1。剧中，兰克斯称他们面临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就“活生生地出现在荧幕上”^[16]70。这一点暗合蒂博尼对好莱坞工作者的唱衰：“我们是这座城市的首脑，而该城的大脑已错乱”^[16]78。洛杉矶衰败的迹象最终转喻至艺术工作者身上，而好莱坞影视业已衰败至极。

四.   结语

如谢泼德本人所谈，“‘天使之城’——洛杉矶曾是西部理想的物化象征，但如今，它蜕变为一条四肢摊开、癫狂的毒蛇……”^[24]97。在《天使之城》中，熵化的城市景观与腐败的好莱坞影视业互为镜像。谢泼德借此传递出对当代洛杉矶衰败的哀悼与反思：“天使之城”的破灭同“美国梦”中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角力密不可分，追求物质主义必然导向理想主义的坍塌，好莱坞巨制及资本碎片堆叠出的不过是个人尊严、艺术理想与商业道德的沦丧。辩证观之，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中往往蕴含着作者的自我意识和写作意图^[25]。谢泼德对洛杉矶城市文化的后现代“黑色”重构，是一位社会谏言者对生存环境的自觉捍卫，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对好莱坞媚俗风向的有力批判，更是一个作家对当代美国城市文化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