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历经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人类摆脱了生存危机束缚，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但在“多即为好的”经济理性主导下，资本家致力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异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面对生态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工具理性在当代体现为更加彻底的经济理性形式，并要求生态-社会理性的崛起与制衡”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经济理性的洞察和批判，针对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和生存危机，提供了生态维度和生态思维的理性导向。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众多，本文选取了开创并促进这一流派发展的领军人物——莱斯、阿格尔、奥康纳和福斯特四人进行分析，深刻凸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梳理、整合、创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一.   缘何批判：过度追求经济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资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人为自然立法”“知识就是力量”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大行其道，人由此前的自然之子转变为万物之主。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人们在享受工业文明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遭受着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地区性的环境问题逐步演变为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震惊世界的全球八大环境公害事件。

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归根结底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构建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架构。马克思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他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一种错误的认知和定位，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定位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主要原因。人们变革世界的历史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们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一直承担着对自然界“祛魅”的角色。从原始社会到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对象性关系，人对自然的认知历经着从奴隶到主人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自然关系错位，呈现出分离和对立的状态，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原始社会，人作为大地之子呱呱坠地之时就开始审视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但此时人类过于弱小，自然界成为了一种完全异己的力量而存在，人类只能像牲畜一样服从于自然的权利。在农耕时代，人类开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重新审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西方的泰勒斯的水本源论、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开始用理性探究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在中世纪，人类的主体性开始张扬，自然的客体性开始放大，“人为自然立法”“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大行其道，人类由自然之子变为万物之主。在工业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人类的主体性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2]195，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人与自然开始对立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主体、客体和中介才会发生彻底的分离。资本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不惜将自然当作“水龙头”源源不断地从中窃取资源，以期满足自身的贪欲，“超越了大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3]，造成的后果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尖锐，地区性的环境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罪魁祸首，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依赖和奴役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依赖，自然对人的奴役。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步入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时代，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致使资本将自然纳入到自身的宰制之中，导致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对环境保护的淡漠，形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相异化的矛盾，引发了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攫取，也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资本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的必然性。

二.   何以批判：经济理性过渡到生态理性

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境况之下，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工具来阐释生态危机，并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来破解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大旗，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生态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构建了一种从生态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他们赓续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性划分为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与揭示启蒙理性弊端的影响下，“将之延续为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对立，充分认识到理性内部的两个对立面的分化和彼此不平衡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或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1]。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人们奉行的是经济理性主义的价值观，鼓励人们最大限度的消费甚至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即熊彼特“创造性毁坏”。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影响下，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制约性，促使人类向自然无限度索取，加速了异化和拜物教现象，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导致了生态危机，造就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为此，莱斯、阿格尔、福斯特等人基于社会制度层面，将生态置于其研究的核心地位，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试图实现由工具理性过渡到生态理性。

一   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生态批判

莱斯将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危机，强调正是由于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和意识才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不仅使科学技术成为其控制自然的手段，还使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走向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肇始于西方文明，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控制自然的历史。早在神话故事中就有对“控制自然”的描述，人类为了控制自然发明了金属工具。在文艺复兴时期，莱斯指出，科技的进步以及思想的解放，使“控制自然”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使用科学技术来控制自然是人类主体意识成熟和发展的必然的观念，促使了“控制自然”观念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中，“一个人与自然斗争的重要的新的阶段开始了”^[4]53。莱斯批判了这种“控制自然”观念，认为这种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自然被当作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被占有和利用，科学技术走向异化，以无限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最终会促使人类走向灭亡。虽然莱斯强调科技异化，但他并非彻底否定科技的发展。他认为科技的发展消除了人类对自然的误解，摆脱了自然对人类的束缚，但在“控制自然”观念的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被异化为非理性工具，究其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

莱斯对生态危机的剖析从单纯的技术层面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范畴，并将“控制自然”作为探究生态危机的线索之一，但依旧难掩将生态危机归咎于观念、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伦理和意识形态改变的局限性，夸大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二   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生态批判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只集中在对生产危机的研究，忽视了消费领域的危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阿格尔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享受到以往只为资产阶级提供的物质资料。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增加工人的工资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导致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并非是自身真实的需求，而是通过广告宣传激发出来的虚假需求。消费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自身需求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和需要由于广告媒介的介入而变得复杂，消费由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求相背离。他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为基础，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是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续的重要条件。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感受不到幸福，劳动成为了异己的力量存在于人的对立面，为此只能将消费看作是幸福和满足的源泉，并通过消费来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阿格尔进一步指出异化消费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们为了满足对异化消费的需求势必会疯狂占有和掠夺自然资源，由此会激化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日益扩大的消费欲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为了破解当前的生态困局，他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总体变革策略，试图通过建立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期克服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阿格尔认为北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较为薄弱，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立在非官僚化和小规模、分散化的制度上，并且将人从支配中获得解放”^[5]。为此，他以反对官僚化的观念为切入点，在批判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对社会的全面变革。

阿格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指出异化消费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来源，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总体变革策略为社会主义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为破解生态危机的途径探析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价值。但他只局限于理论探究，对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设想过于乐观，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三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生态批判

奥康纳通过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的探究，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作出了意识形态的阐释和社会性的系统说明。他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主要通过资本生产过剩表现出来。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的形式则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是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资本家榨取的不仅是社会必要劳动而且还有剩余劳动，这种既定数量的剩余价值的创造必然会导致商品市场的需求不足，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大，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市场上实现自身的难度就会越大。概言之，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越大，工人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就越低，难以用除维持自身生存的钱去购买其他物品，造成市场需求减少引发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奥康纳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解读为三种类型：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工人的劳动力；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即交通及运输方面的设施；自然条件或外在的物质条件”^[6]。这种生产条件“并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7]。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主要通过资本的生产不足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利润既是资本的手段也是目的，资本的无限扩张需要占有和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但自然界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规律，这就会引发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和自然界自身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在使人类无产阶级化、动力异化、外在自然资本化等方面具有自我摧残性，资本自身所导致的原材料短缺，如“规范化的”市场力量以及自我设置障碍的本性必然会冲破生态系统的制约，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时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生产条件的破坏，并由此引发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奥康纳认为生态危机不仅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程度上还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在物质利益的视角下生态危机与政治、经济危机是相互联系的，政治阶级通过宣传等途径建立起自身的公众关系网，鼓吹企业对绿色技术以及产品的认同来贬损生态危机，最终目的在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获得。这种对危机的意识形态建构致使在生态危机的定义中隐藏着主观性的因素，资本家对生态危机的解读是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害怕那些‘真正的’危机的经济成本的问题的”^[8]226，这也从侧面表现出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实质。

奥康纳指出资本通过经济危机获得积累，资本积累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之上的。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则会提高生产率，这就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量需要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料，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个体资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势必会利用新的技术设备来开发更多的自然资源，无限攫取自然资源会造成原料成本的上升。当原料成本下降时，平均利润率则会上升，原料的开发速度会加快，资源面临快速消耗和衰竭的危险。因此，无论原料成本的上升和降低，都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引发生态危机。不仅如此，经济危机也会引发生态危机。由于经济危机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联系在一起的，个体资本为了削减成本会刺激原被禁止的对环境有害的技术，如此以往则会导致生态危机。由此，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如图1所示）。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和资本主义危机首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而产生双重危机的原因则是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不平衡。

图  1  危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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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他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自然是相互抵牾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破坏自然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些人残酷剥削另一些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还是一些人无限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相对抗的制度。为此，福斯特认为，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不过是破解生态危机的乌托邦神话。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财富的无限积累，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作用下，不断攫取剩余价值、一味地追求短期利润的动机和行为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长效规划的措施无法更好地实施，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引发经济增长无限性的需求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每个人都受限于“踏轮磨房式”的生产方式。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投入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工人为了获取生产消费资料，只能沦为资本牟取利润的工具，资本家和工人都成为这种“踏轮式生产方式”中的一环，不愿也不能脱离。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投入大量的自然资源，通过不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工业生活废料更多地返还给自然，引发生态危机。

福斯特试图通过社会正义进一步阐发生态危机，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危机的实质。他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逻辑导致的，它将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看作社会的最高目标，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甚至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实施生态殖民和生态帝国，进而掠夺资源。他强调人类是共同体的一员，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产生最高的不道德的原因。为此，他提出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9]226，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一场将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来对抗资本主义当前的生物圈文化和由此产生的“更高的不道德”，才会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虽然福斯特已经超越了单纯地从个人消费层面探索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将视野落脚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开展道德革命，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来对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更高的不道德”，但他没有意识到民众的社会活动无法脱离劳动过程的变革。

三.   何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破解当前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困局”^[1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和最终落脚点，也是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得以可能的必然结果。莱斯、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等人基于社会制度层面，通过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制约，用“少而好”的生态理性来取代“多而差”的经济理性，构建一种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以期实现生态重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缓解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

一   莱斯：以“生态伦理”为核心的生态社会观

莱斯在扬弃“控制自然”观念，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征服自然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发展生态理论来构建一个“守成社会”或“易于生存的社会”。旨在从伦理或道德层面来控制人们的本能欲望和非理性因素，进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实现自然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人的解放。在科技领域中，莱斯强调要将科技的本质和功能转向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控制，科技的运用要承认非人类自然界的需求和利益，要尊重自然的本性，考虑自然的权利。将伦理道德而非科学技术视为控制自然的核心力量，从伦理道德层面对人类非理性和破坏性加以控制，就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促使“科学和技术”从人类的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这是由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制度能够促使人们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的进步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科学的合理化发展是任何伦理进步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不再被用来控制自然，而是能够促使人均使用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数量降到最低程度，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消费领域中，要建立生产与满足之间的联系，树立包括良好的人际交往、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在劳动创造中享受快乐在内的新的幸福观。莱斯强调，满足个体的物质需求方式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之间、商品生产以及市场交换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复杂商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满足人的高水平物质需求的手段越来越小，以至于到后期仅剩消费手段。在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将物质和精神需求全部转移到消费领域，人们只能通过高消费来获得自己虚假的满足感。要摆脱这一异化现象，需要割裂消费与满足的联系，进而建立起生产与满足的关系，从消费领域之外寻求幸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人的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通过新的方式组织社会必要劳动形成新的需求结构，要关注满足人们幸福的质的标准，而不是量的追求，使人们在劳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参与感和被人尊重和信任。

二   阿格尔：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生态技术观

阿格尔在展开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合理性设想并进行了技术的生态化构建，形成了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生态技术观。阿格尔认为，生态技术观是从生态学的视角来阐发技术的特质、特性和作用，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致使资本主义大工业技术不断膨胀，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为此他提出“小规模技术”概念，在适应生态规律的同时又能尊重人性，指出“我们认为放慢工业经济的速度需要的不是政治经济结构的进一步集中，而是使这种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5]492，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来控制社会，这不仅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下降、贫国和富国差距的增大，还造成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生产伴随着高度集中管理的政治经济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化的模式。小规模技术促使的技术和生产的分散化呼唤着政治体系的“非官僚化”。

为此，针对这一状况阿格尔提出要充分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性，提倡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生态技术观，提倡小型机构、追求小规模以及中间技术。小规模的技术和生产不仅意味着在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过程的同时也在改组社会制度的权利关系，能够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阿格尔看来，技术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人只有在部门自动化、部分手工操作的小规模技术生产中，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创造功能，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生产过程，将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克服异化劳动，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和创造的本性，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阿格尔进一步强调，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则是一种“非正规的经济部门”，这种由家庭和街道开办的小型工厂和服务性的行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可以充分开发风能、太阳能等生态技术，减少环境污染，构建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社会。

三   奥康纳：以“定性的追求”为核心的生产性正义观

奥康纳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论证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相互矛盾，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反生态的。为此，他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缓解当前生态环境危机则需要一种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新替代性方案——生态社会主义，构建以“定性的追求”为核心的生产性正义观，摈弃此前以量的平等为核心的分配性正义，最终实现由量的平等向质的平等转变。奥康纳批判以“绿色”为内核的环境运动和以“红色”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基点试图将环境运动置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提出要在生态学和社会主义之间建立理性的“联姻”，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相互补充，即用生态学的自然特性来弥补社会主义的生态维度缺失，用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前提来弥补生态学的地方性缺陷。在奥康纳看来，他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以及空想式的“绿色情结”，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社会发展趋势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可能性。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会摒弃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对生产的量的积累和分配性正义的追求，实现质的突破和生产性正义的转变。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缺乏对定性斗争的关注，在马克思的视域下交换价值是一种量的概念，是用劳动时间加以衡量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质的概念，既包括生产别的商品的商品（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包括直接用来满足个人需要和愿望的商品（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尽管马克思思考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发展出一种个体与社会需求的理论，并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与积累的阐释之中，忽视了生产的社会需要。为此，奥康纳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以“定性的追求”为核心的生产性正义观。与生产性正义相对应的是分配性正义，以“定量的追求”为核心强调事物的平等分配，但分配性正义关涉的是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由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日益社会化致使无法清楚地计算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成本，为此分配性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奥康纳进一步指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追求的量的满足，而是质的满足，生产性正义关涉的是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强调的是对质的定性的追求，主张将需求最小化，进而使消极的外化物最小化，使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实现积极的外化物最大化。

四   福斯特：以“适度发展”为内涵的生态自然观

福斯特在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当代适用性、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系统对立的过程中，构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不仅表现在每一实例中，而且还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要缓解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只有采取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策略，重新审视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才会与环境保持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构建一个与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为此，福斯特构建了以“适度发展”为内涵的生态自然观。首先，福斯特坚持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和协同进化。他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窠臼，指出要么是人类中心主义要么是生态中心主义，或者要么亲近自然要么亲近人类的这种二元框架是错误的，要按照可持续的方式来改变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规则。其次，福斯特基于构建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和协同进化，主张要以人为本的适度发展。在福斯特看来，“生态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割的”^[9]84，发展在当今社会是必要的，但发展是要讲求适度而不是更多，保持适度的增长；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利润为本，要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要选择一条与生态更加协调的社会发展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   结语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为基点，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新变化的现实，扩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外延。虽然生态理性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较为重要的层次，使自然维度重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但是在其思潮流派的内部存在着鲜明的立场之争，缺乏团结统一的共同体意识，导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尽管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在其自我解放的道路上依旧难以有实际的建树。加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大多数是对未来社会美好蓝图的生态设想，虽然认识到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对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性，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提出了破解经济理性弊端的生态观念、生态伦理、生态生产、生态科技、生态消费，但却没有提出真正超越经济理性的方法，更没有提出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路径，不过是“隔靴搔痒”的举措、“象牙塔”内的探索，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流于思想表面的绿色乌托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进行生态维度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实质，试图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探究破解生态危机的路径和措施，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检省其理论价值，勘误其理论局限，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好“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