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需要已经从“有没有”转变到“好不好”，生态治理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那么必然要求生态治理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推进系统治理，以生态治理的新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思维革新、方法更新、制度创新等全方位的系统转变，以促进生态治理实践路径范式的落地扎根，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的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一.   找寻治理问题：生态治理的深层次矛盾

自党的十八以来，党高度重视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以其指导民法典编撰；同时，出台或修订《土壤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资源税法》《森林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构筑起生态治理的铜墙铁壁。经过前所未有的生态治理，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雏形逐渐显现。但也必须看到，新发展阶段下，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矛盾叠加、优质生态环境欠缺、生态治理基础不坚固等新问题渐显，以往的生态治理思维、生态治理方法及生态治理制度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的变化。

一   思维守旧与生态系统治理的不同步

“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1]244。一直以来，我国在生态治理思维未能树立系统思维理念，不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新步伐，尤其表现在构建更系统的生命共同体、处理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与筑牢自然安全生态边界等方面。其一，随着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密，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负效应的深度影响，突发性生态安全事件较以往增多，往往呈现出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的治理现状，这与生态治理缺少顶层设计的整体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与此同时，由于人定胜天的认识思维局限，人类对自然界不间断地索取产品，忽略了生态补偿，这对系统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造成了一定难度。其二，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率不断加快，人类社会不断向自然索取生态资源，产生出了先发展后治理、边发展边治理、重发展轻治理等生态治理模式。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受到新冠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持续冲击，有些地方因财政收入的减少，减弱了生态治理的推进力度；有些地方甚至将工作重心都放在经济增长，无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二次破坏，这对我国生态治理系统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新挑战。其三，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环境承载力和自我生态修护能力，当生态破坏程度超出环境承载力，其修护能力大打折扣，即使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将不可挽回。尤其在当下，生态脆弱区已经成为制约新发展阶段生态治理的最大短板。由于其身处生态退化和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生态治理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生态治理的基础依然不坚实，这与我国当前对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缺少系统评估、缺乏底线思维有着紧密关系。

二   方法滞后与生态系统治理的不协调

方法与思维是相互联系的，方法是对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由于思维守旧与生态系统治理的不同步直接导致了方法滞后与生态系统治理的不协调。其一，生态治理已经进入深耕时代，当前碎片化的治理方法不注重凝聚人民群众伟力，这亟需作出改变。尤其在帮助边远地区等贫困地区脱贫时，只注重脱贫任务，以单打独斗式方法竭尽全力帮助当地人民经济致富，却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脆弱与恶化，这不仅对当地的环境承载力造成了巨大压力，又忽视了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的美好需求，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目标背道而驰。其二，当前我国在生态治理时更多聚焦于生态治理末端，被动等待处理工农服务业、居民生活所产生的垃圾，缺少对生态源头治理的关注。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人民群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命健康权益，对优质生态产品的关注与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绿色发展必须把社会潜能转为切实行动，这为我国生态治理从生产端入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三，以往，人们更多地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对生态治理不太重视，忽略了长期的生态效益和美好的生活环境。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就曾提到，“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3]336。在利益的驱动追逐下，人类易陶醉于对自然的狂妄征服之中，就会无限制地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引发自然报复；只有当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生活时才会关注生态治理，没有意识到长期治理的重要性。而塞罕坝就是林场建设者55年来战天斗地、埋头苦干的伟大治理成果，是我国生态长期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好例证，这为我国以久久为功的方法治理生态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治理自信。

三   制度供给与生态系统治理的不统一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99。而当前，我国关于生态治理的相关制度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于生态系统治理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一，生态安全边界的划定制度未全面铺开。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态环境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力难以彻底摸清，这对制定详实的生态安全边界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各地因考虑其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导致政出多门，甚至会故意降低生态治理要求，生态安全边界的制定与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未能有效耦合，这无疑对建立系统协调的生态治理制度增加了难度。其二，经济与生态的转化制度未系统展开。经济与生态的转化“涉及主体广、利益多、事务杂，是一项跨区域、跨时间、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性工程”^[5]。作为兼具生态财富与经济财富的绿水青山在转化主体、转化技术、转化动力上遇到诸多困难，都需在制度构建中系统考量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行为及生态区域，从而让制度以其最大程度为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赋能。其三，生态治理的长效监管制度未贯彻到底。“行百里者半九十”，生态治理的逐步推进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6]397。各地在开展生态治理时难免会半途而废，制度的制定或者执行未能全过程全方位贯彻，经常呈现出开始严格执行、后面得过且过的治理现状。同时，因缺少环境治理考核评价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的配套系统实施，导致执行过程中缺少威慑力，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执行困境，从而影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最终胜利，为美丽中国建设增加了潜在的难度。

二.   树立系统思维：生态治理的“最先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7]197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思维作为理念的精神内核，面对生态治理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系统问题则必然要求树立系统思维。这就要求从整体出发，协同系统各个要素与环节，同时准确把握整体的最大短板，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坚毅前行，走好新发展阶段下生态治理的“最先一公里”。

一   树立整体思维

系统是一定意义上的整体，那么这就要求生态治理必须要树立整体思维，即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1]244，能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大局出发，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系统协调生态治理中的各类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的美好需要。

其一，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角度看，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8]363。生态系统中每一个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要素的缺位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逐渐脆弱化，从而逐渐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最后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这就启发相关人员或部门在开发资源、保护环境时要讲究人、田、水、山、土、林、草、沙等各个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忽视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联系，要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算好长远帐和综合帐。尤其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会上的要求，将治沙等也纳入治理之中，构建更具全方位的生命共同体，推动生态环境的新发展。

其二，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看，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8]360，历史和现实在不断地表明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永无止境的，当超过环境承载力时可能不会立刻产生不良影响，但最终必定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998，要认识到规律对人类活动的支配作用，在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内利用自然，给自然以充分的休养生息，从而造福人与自然。

其三，从全球生态文明的角度看，我们要携手共建共享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4]138，要按照“2030碳排放达峰、2060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整体推进减碳减排工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助力。身处同一天蓝天，任何一个公共事件靠单方作战是绝对不能解决的，应协同作战，破除“邻避效应”，要共同“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8]364，坚守对人类未来所担负的生态责任。

二   树立协同思维

生态治理中的协同是对生态系统内部进行有序的结构调整。因此，树立协同思维是养成系统思维的关键。这种思维是一种以和谐为指向的动态的系统思维，它要求善于运用辩证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个生态治理系统的关键所在，“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8]361，“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4]19。那么，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必然要走协同发展的道路。

首先，在生产方式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融入各方面发展的全过程，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清洁绿色可替代能源，在发展的源头上下功夫。尤其是倡导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当下，要抓住发展契机，着力增强绿色产品供给，从根本上减轻生态治理压力。其次，在生活方式上提倡简约适度，把生活污染的防治置于关键位置。生活污染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源，工业等生产带来的污染可以通过工业的合理布局来减少，而生活污染随处可见。因此，必须在生活方式上做好大文章，从生活污水、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下手并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市场等手段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减少生活污染，“反对奢侈浪费，鼓励绿色出行，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10]。最后，正确处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往在治理环境问题时都把焦点集中于生产环节，改进清洁环保的生产方式如通过厂房搬迁、限污排放、采用节能环保设备等，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但实践证明，粗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更容易带来环境污染，而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向节约环保的转向能够催生出新兴市场，能够有效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带动相关节能产业的出现和成长，创造出新的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热情，从而最大程度地为环境治理赋能。因此，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进步，对于生产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可以带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协同发展，提升人居生产生活环境的发展品质。

三   树立底线思维

生态治理的整体效果取决于治理短板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系统思维必然内在地包含底线思维。这就要求“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1]246，摸清底线、划出生态红线并保持生态警戒、坚守生态底线，克服生态治理中的最大短板。

首先，摸清底线、划出生态红线。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要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以科学地衡量生态自然区、生产生活功能区的环境承载力与自净力，划定资源与生态开发的限度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尤其重点关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4]44，构建科学发展、循环发展的生产生活生态格局，保障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其次，保持警戒，坚守生态防线。“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6，生态红线的划定要落脚在行动上，我们要坚守生态保护的防线并始终保持警惕，对于任何挑战生态红线的做法都应予以反对。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11]，对于青藏高原、黄河、长江、北方防沙带等各区域具体问题分析，始终坚守防线，构筑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最后，防守反击，维护生态战线。底线思维不是一味地消极作为，而是积极主动把控生态红线、界定生态治理的潜在风险，“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2]198，要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有序稳妥地推进生态治理整体工程，打响生态保护战，有效克服之前生态治理存在的反应慢、治理慢等现象。

因此，生态治理必须要统一于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高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协同思维与底线思维，既牢固遵守生态底线，又主动作为，开创新发展阶段下的绿色发展新局面。

三.   坚持系统方法：打通生态治理的“中梗阻”

生态治理的系统思维必然要求生态治理要讲究系统的方法，既要坚持统筹全局，汇聚各方伟力以提升生态系统治理的人民性；又要坚持对立统一，在危与机中应对生态系统治理的复杂性；还要坚持发展眼光，在持之以恒中把握生态系统治理的长远性，从而有利于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中的大系统观，切实打通生态系统治理的“中梗阻”。

一   坚持统筹全局，提升生态系统治理的人民性

坚持统筹全局是系统思维的第一要求，它要求生态治理必须要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治理高度最大程度地广泛凝聚人心、汇聚人民智慧、彰显人民伟力。只有如此，生态治理的系统工程才能切切实实落地扎根。

其一，统一思想，党群协同。生态治理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社会义务，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治共建共享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8]362，因此我们必须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团结人民，“让生态文明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8]375。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动群众，要把生态治理内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习惯，外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实现生态治理的上下共联动、党政民齐协同，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环境保护战中共享生态文明成果。

其二，坚持原则，尊重差异。在国内，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不同方位的生态治理进度、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寻求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点，通过经济发展反哺生态保护、卖资源转为卖风景、卖风景转为卖盆景、严格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等具体手段擘画生态系统治理的宏伟蓝图。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各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13]，尊重各国发展的差异等具体国情，为寻求务实有效的生态治理最大公约数而作出最大努力。

其三，兼收并蓄，世界共建。生态治理是符合世界持续健康发展潮流和尊重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在坚持原则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各国各族人民都“要最大程度展示诚意，聚同化异，相向而行”^[4]133，有效克服生态环境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破除国家利益、社会团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藩篱，同各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地球家园。

二   坚持对立统一，应对生态系统治理的复杂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条件深刻变化”^[11]，这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而新发展阶段下的生态治理更具复杂性，要坚持对立统一，在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

其一，坚持调查研究，系统研判。受新冠疫情影响，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需求明显上升，但国外高质量产品进口量明显下降，这对国内绿色产业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我们要切实将摸清现状作为生态治理的出发点，不断发展绿色产品，实现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供需平衡，从源头处降低生态系统治理的难度，实现转危为机。

其二，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现阶段，制约生态治理最大的瓶颈就是创新能力不足，绿色发展的动力缺乏。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以创新牵引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推动生态治理重点领域环节、资金、基地等一体化配置，精准发力，推动生态产业、节能产品，构建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4]31，切实以绿色发展反哺生态治理。

其三，坚持灵活变通，系统发力。制约生态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我们要把生态治理作为整个系统工程来对待，辩证分析生态系统中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要仔细审视不同时期阶段的各类因素，促进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部系统要素的优化组合，防止不良因素引起生态治理忧患，从而促进生态治理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发展。

三   坚持发展眼光，把握生态系统治理的长远性

生态治理不仅需要统筹全局、转危为机，更需要长抓不懈，坚持发展眼光，推进生态治理扎扎实实取得成效。

其一，系统出发，观察大势。我国生态治理已呈现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生态治理取得的成果已经取得人民的认可，不会因疫情冲击而停止治理的步伐；国际上，各国对生态治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生态系统治理必须要从国内和国际的大势出发，谋定才能后动。

其二，大处着眼，谋篇布局。一方面，根据当前国内国际生态治理状况和我国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要锚定美化环境以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并将其作为生态治理的唯一检验标准，并以此制定生态治理的系统规划。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推进生态治理的实际工作与既定目标的耦合，着力覆盖生态治理的全过程，既重视源头管控又不忽视末端治理，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既要及时纠正现阶段破坏环境、造成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的不良行为，又要着力提升生态治理的全民意识、自觉意识，坚持短期与长期的结合，在逐步落实中实现生态治理大规划。

其三，小处着手，久久为功。优质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生态治理问题在现阶段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4]4。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现阶段最急切的生态治理难题出发，对治理空气污染、治水治沙等难题敢啃硬骨头，持之以恒地解决难题，还要从重大潜在的生态治理问题开展个性化、前瞻化研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8]372。尤其要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和锚定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以有效回应人民对优质美好生态的期许，渐进式提升人民在生态文明方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所以，生态治理必须要在系统思维的指引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断地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将生态治理作为连接国与国的桥梁和纽带，吸收各国生态治理的文明成果，同时又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地共生共存共融共情，打通生态治理的“中梗阻”，不遗余力地为建设新发展阶段下的生命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四.   创建系统制度：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制度事关根本，关乎长远”^[1]237，思维与方法的实现需要通过生态治理的具体行为得以体现，而每一次、每一阶段的生态治理必须通过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只有从各个阶段都创建起生态治理制度，构建整个系统制度体系，才能打通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有效为生态治理的最大增量赋能。

一   创建系统的生态安全边界划定制度

生态治理重在建章立制，生态安全边界是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红线，因此创建系统的生态安全边界划定制度是从源头上减少生态压力，这是有效进行生态治理的第一步。

首先，积极探索建立以环境承载力核心的边界划定制度，把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环境的损耗程度与生态红线制定这三者有机地纳入承载力评估体系制度之中。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的影响要具体落实到环境资源的损害上来。因此，我们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精心研究和论证，“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11]，不断健全资源管理制度。其次，建立环境与资源开发的边界划定制度。生态治理不是一味地保护，划定各类红线刚性约束，还要在环境资源开发的制度设计上下功夫，预判国土空间布局，“调整发展规划，控制发展速度和人口规模，调整产业规划”^[4]104，对于林地、草地、海洋、湖泊、河流等生态空间的用途开发进行严格关注与监测，出台一揽子开发利用方案，以适应新发展阶段下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治理的高质量要求。

二   创建完备的经济与生态的转化制度

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是生态治理的核心，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一步，那么创建完备的经济与生态的转化制度自然是推进生态治理的关键一招。

首先，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经济与生态的转化制度。我们要建立健全转化的立法体系；同时授权地方健全相应的法规体系，加快制定基于当地资源禀赋和环境特征的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法规等，从法律的高度引导居民、企业等有偿使用各类资源，规范资源的使用、消费与再生，有效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投身于生态治理之中。其次，以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考核目标制度的建立。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个人物质利益的增长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物质动因。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环境资源的损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通过目标导向约束、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再次，建立技术创新带动绿色发展的激励制度。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更要将发展的重心放在科技的创新上来，放在提高资源利用率上来，“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11]，放宽绿色产业准入门槛，通过税收减免、免息贷款、产学研平台支持等手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绿色产业率先发展。同时，对于高质量的节能环保产品推行“极简审批”制度，从快从简审批，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对环保产品的支持和推广力度，从而推进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

三   创建生态系统治理的长效监管制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8]364，探索建立强有力的长效监管制度是生态治理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最后一步，对生态系统治理能否起到最佳效果有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其一，在环境保护上，创设持续性的环境保护体制。我们要针对各类污染问题、资源损耗问题等进行综合整治、持续整治。同时，我们要出台适应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不断更新社会对生态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纳入系统制度上来，对于任何损耗人民生态权益的做法都抓住不放并沉心聚力、举一反三，从根本上杜绝相同或类似的生态治理问题在其他地方的上演。同时，完善环境保护的公共参与制度，做到生态治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其二，在环境监管上，建立网格化的环境监管体制。生态治理应边执行边监管，贯通执行全方位全过程，依托智慧大脑的城市建设，划分各级各单位的生态治理责任，盘活公共治理资源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实现生态治理的信息交互与公开透明，压实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

其三，在环境执法上，完善集中统一又切实长效的执法体制。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的监管与执法会进行干预，从而造成监管强执法弱或者口号响亮执法缺位的现象。因此，我们要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执法队伍的建设，建立县市省国的长效垂直执法体系，防止政出多门，从而“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4]108。同时，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4]110，对于在任期内由其主管或者审批签署的自然资产进行全方位地离任审计，将权责统一与终身追究的评价管理体制落实到实处，“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4]111。只有如此，领导干部才会对任何损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决策慎之又慎，将长效监管体制真正贯彻落实到生态治理末梢。

生态治理的制度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要扎根中国土壤与时俱进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同时又积极吸取各国优秀的生态文明制度成果，“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8]363，从而彻底贯通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以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的需要，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