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随后在7月30日召开的关于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上升的不确定性风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逐步”转为“加快”形成。在10月29日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大会围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作出了若干讨论和决定，并在公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此，双循环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清晰。为进一步说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性和重要性，2021年1月11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3]，其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确立，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新形势和新条件下应对国际国内发展变化，优化国内产业结构，重塑国际分工合作，培育新型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战略选择，也是改革开放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态表现。从系统视角观察，经济社会运行及相关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系统决策的产生除了与决策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相关以外，还受到系统环境、系统结构、系统相互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决策制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约束与涌现双重特点的系统行为过程。以系统理论为参照，对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相互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一个更加直观、全面的认识，也将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实践维度的路径探索和政策导向提供一定的思路启发。

一.   大变局之下的挑战——从系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说起

边界是系统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系统延展在时间空间范围的界限，任何一个系统实体——无论是物理系统的原子、分子，生物系统的细胞、组织，还是社会系统的单位、市场，都有其一定的时空边界，即系统存在和运行的现实范围。需要指出的是，系统论中的系统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开放、运动着的，它们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相对界限，在维持系统整体性的同时也为系统发展提供动力。在系统边界概念的基础上，系统产生了“内部”“外部”之分，分别与“系统”自身和“环境”相对应。

环境是系统外部条件与关系的总和，也是系统获取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主要来源。系统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现实中绝对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在系统论中，虽然来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是决定系统性质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稳定的外部环境是维持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情况下，外部环境的确定性越高，系统自稳能力越强，反之，当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上升时，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干扰。

我国经济社会系统所对应的外部环境是整个国际社会，国际形势的变化波动会以贸易、金融、外交等各种途径和形式传递进来，并对系统运行产生影响。2017年12月，习总书记在回国驻外使节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这也是党中央基于世界格局现实、对当代国际大势做出的战略判断。大变局下上升的不确定性，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   陷入普遍性低潮与悲观预期的世界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包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进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贫富差距拉大、原料供应国低端产品加工国环境污染、极端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显现，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阻力。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逆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逆全球化^[4]。多国采取了措施加以应对，比如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协议等，这些措施的实质都是逆全球化思潮在国家政策上的一种延伸。与之对应的结果，便是资本、技术、商品等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受到了限制，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加剧。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是反映对外投资和全球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参数指标，以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①为参照，在2006年至2019年近十五年时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几经起伏，在2007年达到峰值，约为3.13万亿美元；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年和2009年两年迅速下降；然后从2010年开始逐渐回升，并在2016年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约为2.75万亿美元；继2017年和2018年两年的负增长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19年再度回升，达到1.63万亿美元，约占2016年的60%、2007年的52%，外资活跃程度相较过去明显降低。

与此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②中，预计2020年全球增速为−4.4%，较6月的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约为−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3%。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5.2%，GDP水平较2019年略微高出0.6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表明，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及发展预期均不容乐观。

二   趋向停滞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增加了的阻碍困难，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在加剧之中。正如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在2018年度报告《摇摇欲坠的生活》（《Жизн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中对世界格局状态隐喻性描述的那样，“一幢世界建筑的架构在我们眼前开始摇摇欲坠，连同曾经被认为无比坚固的支架在内，都逐渐变得扭曲。这些框架建成于1945年以后，即起始于1914年8月并在1939年遭受第二次破坏，然后这些破坏被彻底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大国考虑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尝试建立和平均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经历，他们学会并善于在防止矛盾失控的体系上达成共识。而正是这个曾经达成共识的模式，目前正经历着严重危机”^[5]。该报告中所提到的“松动了的‘世界建筑’架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正在显现出的国际多边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的发展倾向。近年来，个别国家和地区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或多边合作机构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系列退出行为反映了多边主义的“凛冬”而至，区域主义开始成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关注。

三   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与蔓延

过去一二十年，全球化在迎来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据统计，当前全球前10%的人群占有全部财富的一半以上，并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6]。作为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后果亦或是附加现象，政治和社会的分化难以避免，而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体现在西方国家内部，“在西方，数十年来见证的是一场新式冲突的浮现，也就是政治学家口中渴望更开放的一部分人与渴望某种封闭的另一部分公民之间的‘裂痕’ ” ^[7]。伴随着这道裂痕出现的还有，以极端思想、民粹思想、保守思想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思潮的出现与蔓延。

这些思潮的兴起，既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意义，同时兼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它们是构成世界不稳定的要素之一，是滋生地区冲突、局域动荡、贸易保护等不良植株的适宜土壤。此外，这些思潮涌动又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层面加剧了现实分化，集体共识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奢侈，而后者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四   从“黑天鹅”到“灰犀牛”：遍布全球的新冠病毒

开始流行于2019年与2020年之交的新冠病毒，正成为推动全球大变局的加速器，将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化格局进一步推向未知。此次疫情产生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对经济的创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做出的预测，2020年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虽然在具体数据上有所差别，但包括世界银行（W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在内的主要世界经济组织普遍对全球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认为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是192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除了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疫情也对民主思潮、社会治理、社会心理等不同方面产生了间接影响，这些影响虽然现在还不十分明显，但不排除未来有进一步发酵的可能。考虑到新冠疫情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的现实，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暂未达成广泛性抗疫共识对疫情进行有效遏制，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从“黑天鹅”到“灰犀牛”的变化中逐步累加。

二.   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动力与基础条件——自主性与系统的“自由”

在系统哲学中，系统的自由与自主性是紧密相关的，而系统的自主性又以自组织为基础。自组织是系统维持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系统通过自我适应、自我选择等一系列自组织活动，实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自组织概念较早产生于控制论、信息论领域，随后经过不断完善和丰富，理论范围从最初的物理、生物系统扩展至一般性系统，机理模式也从较为单向的反馈机制深化为多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综合而成的复合机制。自组织的一般过程可以简要概括为一个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开放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基于自身内部结构的需要，在众多因果、非因果关系中做出的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以实现系统维持和进化的目的。这个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过程也是自组织过程，是系统自主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时也表明，系统的“自由”同其他学科语境中的“自由”一样，是一个相对概念，由外部因素的总合和自身共同决定。而在这种“系统—环境—组织”^③的决定论总体框架下，“系统内部的结构组织又决定了它的具体自由度”。

把关于系统的自主性认识延伸到经济社会系统中来，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由当前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需要共同决定的，而在这种决定关系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条件总和又进一步对新发展格局的方向与目标标刻了具体的“自由度”。

一   新时期新环境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内在需求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推动各项要素市场化的同时，也依托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到国际分工与竞争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外向型经济格局正式确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外循环”为主导。

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我国积累了大量外汇，一度由原来的外汇短缺国转变为外汇储备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存在弊端，这些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发展的深入逐渐显露，并且经过复杂的传导和互动过程形成了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向型经济注重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性，经济安全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对外贸易系数也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一个国家进出口总额占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并在2006年达到峰值，约为64.2%。之后虽有下降，截止到2019年底，约为31.9%，但依然远高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8]。过高的对外贸易系数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国家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地缘政治波动等影响，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布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经济社会系统稳定与优化所作出的主动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受国内现实条件和国际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长期以制造业为重心，其中尤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导。根据制造业附加值“微笑曲线”理论^④，产业越是处于产业链的两端，其附加值越高，利润空间也就越大；而越是接近中间区域，利润空间就越小。作为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业居于产业链条中附加值分布最为狭窄的区域，产业附加值增长上限较为有限。经过四十年多年发展，我国工业能力不断提高，产业体系逐渐完善并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但在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两个方向上仍然处于劣势地位，特别是在核心零部件、核心工艺等方面容易在市场环境动荡时“被卡脖子”，产业安全存在一定的盲区。另外，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产业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高污染高能耗高杠杆等诸多问题，以往的发展模式、产业分布已经陷入瓶颈，难以为继，需要通过新的结构调整和战略部署，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经济与社会是发展的一体两面，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势必会引发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有多个层面的体现，微观上主要体现为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这将对社会消费需求的释放和社会稳定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中观层面，体现为包含教育、医疗、居住、社会保障等资源在内的社会供给流通不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壁垒”现象；宏观上则体现为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积累愈深。这些矛盾构成了经济社会系统的内部环境，对系统效率的提升、发展动力的释放形成制约，长远来看是必须要加以改变的。

二   具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

首先是消费市场规模庞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在经济社会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带动经济发展、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的强大引擎。根据商务部2019年统计，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一半以上，达到57.8％，拉动GDP增长约3.5个百分点^⑤，对新时期新条件下维护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压舱石”式意义。我国拥有14亿人口和接近4亿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可期。

其次是产业体系相对完备。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所能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产业链条就越齐全，产业体系就越完整。中国制造能力于2010年首度超过美国，此后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在2019年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0%，并具有全球制造业的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9]；若以我国海关8位编码进行计算，那么我国2019年出口产品种类数目达到7 923种，如果以分类更加细化的美国10位编码进行统计的话，我国出口产品数目则达到14 000种左右^[10]，居世界首位。这些数据说明了我国在全球产业生产体系中具有特殊优势，具备产业链、价值链优化升级的基本条件。

最后是经济态势总体转好。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全球经济笼罩于阴霾，在这种困难局面下，2020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 015 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国内宏观经济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7月发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32 167亿元，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⑥；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社会生产需求和企业生产效益正在逐渐回升，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三.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个重点——基于系统的适应性分析

根据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洛的观点，系统的适应性可以看作是系统在内外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受到扰动、引起结构的不稳定，通过自我控制保持系统整体性和秩序的自发倾向。在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系统的适应性是以与周边环境的互动为前提的，因而开放是系统适应性的先决条件。

系统的自我控制主要包括适应性自稳和适应性自组两种形式，其中，自稳是系统自我调节内部变量，以此抵消外部环境作用所引发的系统扰动，保持内环境稳定的能力；而自组则是系统通过自身结构变化，以此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自我修正能力。自稳和自组是开放系统的本质属性，二者具有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自组性依赖于自稳性，一个稳定的内环境是自组织运动的基础和必要保证；另一方面，自稳性也有赖于自组性，系统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和升级自身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没有自稳性，系统将难以维持形式上的存在；没有自组性，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瓦解。“世界系统以及许多辅助的社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都可以被分解为一切本质上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系统的不变特性的转化形式”^[11]140。

系统的适应性对经济社会系统同样适用。因而，推动系统发展需要保持系统开放，把握和利用好系统自稳、自组规律，在调整与发展中不断推动系统的稳定和优化。具体到实践，就是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以创新引领发展质量，以协调稳定发展环境，提升开放能力与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首要原则：开放

开放系统起源于热力学理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内容，封闭系统具有熵增特点，在没有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条件下，系统内部存在着从有序性向无序性转化的自发倾向，而随着无序程度的不断加深，缺少物质能量交换的系统因自身的自组性难以抵消由无序产生的混乱，其结果便是逐步衰败，最终走向解体。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在1967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是系统开放性的一个理论代表，所谓“耗散结构”，指的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在内部相互作用下发生突变，由起初的混乱无序转向在时空或功能结构上有序的状态，以此实现系统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因而，对于任何形式的系统而言，无论它是物理的、自然的，亦或是社会的、文化的，若要维持系统存在并实现系统发展，保持系统的开放是其首要原则。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求的便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社会系统。新发展格局中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绝不意味着要走“内卷”式的、封闭发展的道路，而是要保持经济的开放性，一如既往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之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带动我国经济更好发展。同时，基于外部环境变化与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以包含国内消费、设计、开发、生产、流通等产业各环节在内的“内循环”体系将成为当前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也是影响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变量。因而在新发展格局语境中，“内循环”与“外循环”既独立又统一，既有各自的运动方向和范围，又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新发展格局的开放性实践重点围绕以下三条路径展开：一是继续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不同主体的互补优势，实现沿线沿路共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65个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它们涵盖亚欧大陆及附近水域的多个重点经济、政治、人文区域，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二是继续推进和完善区域合作，重点推动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周边经济合作圈建设，立足现实国情，积极发展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多个区域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整合区域资源，发挥集聚优势，打造区域亮点。三是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树立和打造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区域样本示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二   根本动力：创新

涌现是复杂系统自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经过系统内外部的相互作用，在系统较高层次出现的新功能或新结构现象，这也是系统新质产生和自我进化的实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涌现是系统维持和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来源。非加和性是系统涌现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其表现在于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超出的部分就是——作为涌现的一个结果——进化后的新系统所具有的新功能、新属性。因而，系统的整体性是不可还原的，即非部分功能累加而成的；而系统的优化升级，则有赖于自组过程中的涌现。

对于经济社会系统而言，涌现的对应形式是创新，创新是促进系统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12]73-74中给出的定义，创新是一个“把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加入到现有生产体系中的动态过程”，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采用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采用一种新原料或新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组织形式。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创新不仅仅指的是技术的进步，同时还有包含市场、原料、管理等各环节在内的“涌现”总和。因而，创新的内容是丰富的，发生范围是广泛的，近乎覆盖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部过程，而且其发展路径也是多样的。

就实践性而言，创新活动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政府等不同主体，也涉及科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观念等不同层面的发展与互动。具体地看，首先在科技层面，科技水平是衡量和比较创新能力最为直观的表现之一，以研究阶段或研究领域进行划分，科学研究一般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大的方面内容。其中，基础研究以原理和理论为重点，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应用研究则是直接面向需求，注重目的的实现。受现实条件和发展阶段影响，过去我国科研重心主要偏向于应用研究，其优势在于可以缩短产品研发时长，以较快速度推动技术的落地转化，实现技术的市场化；劣势则在于因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产业链在部分核心技术、核心工艺、核心部件等关键环节留下短板，产业环境和稳定性也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为此，未来科技创新的着力点应由以应用研究为重心，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其次在体制机制层面，改善和优化包括人才评价机制、国家创新体系等重点在内的创新环境建设，利用政策、制度等手段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更好便利舒适条件。一方面，我们要畅通人才选拔、晋升、交流渠道，建立更加公平、公开、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和奖励机制，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构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国家创新网络体系，整合和发挥不同主体优势，加快知识流转速度，提升社会创新效能。最后在社会文化层面，我们要在全社会范围鼓励创新教育，培育和倡导创新观念、创新精神，以创新思维为引领，激发创造活力，提升发展动力，形成蓬勃生动、富有创造力的良好社会创新氛围。

三   重要保障：协调

任何一个形式系统，都有其相应的数学意义上的参数约束，这些约束构成了系统的基本结构框架。自稳是系统适应性的控制方式之一，是一种通过调节内部要素变量变化，增加系统抗扰动性，从而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相对稳定的能力。系统内环境的稳定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内部结构的稳定，而内部结构的稳定则与要素分布密切相关。一个运行稳定的系统，其结构参数是有其特定范围区间的，当要素分布状态长期处于结构参数的边界甚至超出所规定的阈值时，系统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干扰，直至崩溃。不同系统在结构参数的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要求系统在结构相对稳定，即要素分布合理的条件下适度运行。由此可以看到，内部结构要素的合理配置不仅是系统稳定的基础，也是系统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具体到经济社会系统，其整体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也与社会财富的流动方向和分配结构息息相关。因而，相对稳定的发展结构和分配结构，是经济社会系统保持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协调则是这一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

在市场环境中，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两翼，对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同等地位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深入，不仅要在供给侧发挥好创新引领作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扩大社会有效供给，同时也要在需求端做好文章，充分调动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上升、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发掘内部市场潜力，扩大内需，是新阶段基于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变化，立足国内国外现实，主动调整经济格局分布的应然之举。从数量上看，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国内需求可观；但在质量上，受经济规律、地理分布、政策导向等诸多因素影响，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动力释放的主要障碍，若要提高内需质量，盘活内需经络，就必须拆解和破除这些障碍。而畅通资源要素流动，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协调区域发展，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新发展格局中“以内循环为主体”意义上的市场，不是特指的某个地方市场，也不是区域市场，而是全国范围的统一市场。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在政策、制度和管理层面破除区域壁垒，实现市场联通，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支付转移等手段机制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投入、市场建设、科技创新等方式，开发、培育地区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能力，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协调城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城乡协调的第一层意义在于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镇化有序发展。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约有1 4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将产生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基建等行业在内的多方面需求，这些需求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201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相比于发达国家的80%，未来仍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城乡协调的第二层意义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善乡村基础环境条件，在产权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盘活农村资源，发展绿色农业、科技农业和观光农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释放需求潜力，提振消费市场。内需不是经济问题的一个独立的点或面，而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组成的有机体系”^[13]，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精确需求方向，采取针对性措施释放需求潜力。具体来看，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定社会就业、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消费升级等路径展开；增加企业投资需求，需要不断完善市场规则和市场环境建设，改善企业投资预期；同时在政府层面，则需要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项目、核心科技、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重心，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多元主体需求合力，共同推动消费市场繁荣发展。

以上主要从不平衡宏观的三个方面来认识协调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协调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涉及的是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结构平衡、功能平衡、要素供给、分配平衡等相关的全部问题。同时也要明确，协调不是平均，也不是绝对主义，协调的度量标尺与目的作用只有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或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才有意义。

四   结论与展望

从系统视角观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外部环境上，普遍性的经济增速放缓、趋于停滞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日益抬头的保守思潮、常态化的公共卫生威胁等诸多现实因素增加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从经济社会内部来看，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建设，我国进入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新阶段，同时也具备了为此付诸于现实的条件基础。因而，在新时期背景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合理且必要的。

结合系统的自组、自稳属性及运动规律，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围绕“开放、创新、协调”三条主线，系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主要包括：保持开放，以积极姿态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分享发展合作成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高效的方向前行；以创新为引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与政策服务体系建设，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增强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有序推进区域、城乡及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协调发展，破除壁垒，削减地区差，改善消费、投资以及营商环境，创造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