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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高校第六届政治理论课学科组会议纪要

冶金高校第六届政治理论课学科组会议纪要[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1(4): 63-64.
引用本文: 冶金高校第六届政治理论课学科组会议纪要[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1(4): 63-64.

冶金高校第六届政治理论课学科组会议纪要

  • “一带一路”是促进我国与沿线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伟大倡议。新形势下,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日本自古以来便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一员。新时代要想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分析总结古往今来中日文化传播活动中的成就与不足,从而汲取些许经验与启示,对提升文化传播效果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六谕衍义》《圣谕广训》是中国明清时期的重要古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书籍大量传入日本,特别是1684年“海禁”解除之后,中国赴日商船大增,往来频繁,书籍是当时中日贸易中的重要物品。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为代表的明清圣谕及相关书籍,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及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谕”指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道德训诫。明末清初时期儒学者范鋐对其加以解说,著成《六谕衍义》。1719年,该书经由琉球儒学者程顺则在福州翻刻,然后传入日本。现如今,《六谕衍义》原版在中国国内已散佚,国内十大图书馆中,仅国家图书馆藏有1721年由日本刊行的翻刻本。1724年,雍正帝在明太祖“六谕”、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基础上,将其推衍解释为《圣谕广训》万言书。《圣谕广训》颁布后,清廷下令将此书推广全国,官员须宣讲圣谕,《圣谕广训》遂成为“清代民间销行最广之书”[1]255。该书也在1726年由中国商船带至长崎,并在日本传播开来。明清圣谕相关书籍跨越了地域与时间,在日本产生了诸多异本(广义,意为不同版本,下同),而民间的通俗解说书也为其在日本大范围和长时间的流播创造了条件。这些通俗化的异本在日本广为流传,教育了民众思想,确立了庶民道德价值观。那么,明清圣谕相关书籍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如何?与中国有何关联?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又有何借鉴与启示?

    在国内,几乎未见相关研究,仅有部分学者在其论著中提及并简要分析了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为代表的明清圣谕东传日本的简史,他们的成果突出了《六谕衍义》作为东传日本的儒家著作的重要价值,其研究方法与相关论点对本文均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在日本,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以《六谕衍义》《圣谕广训》等为代表的道德教化类书籍被认为对日本国民道德修养产生了极大影响[2]387。部分学者论述了明清圣谕在日本的一部分异本,为明清圣谕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对于日本明清圣谕异本与中国版本之间的关联及其异同并未有进一步的探讨。为此,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藏明清圣谕在日本的相关代表性异本,从传播形式乃至思想影响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以《六谕衍义》与《圣谕广训》为代表的中国明清圣谕在中日两国社会的传播轨迹,并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在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后,各地官员与儒士积极推行阐释圣谕的活动,大量诠释圣谕的书籍也因此问世。其中不乏一些加入图像与民间故事的书籍,例如1587年巡抚都御史钟化民的《圣谕图解》、1681年繁昌知县梁延年编撰的《圣谕像解》、1891年周汉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等。这些书籍都试图通过图像与故事,向文化水平较低的乡民妇孺讲解圣谕。以图释文的形式,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圣谕像解》作为圣谕的衍生,具有其特殊的宣传教育意义。正如梁延年[3]12在其序文中论述的:“伏而读之,周情孔思,燦然具在。独念铸辞典雅,小民未必周知,爰僣加注释,急梓以行,俾合邑家传户诵焉。”“若夫山童野竖,目不识丁,与妇人女子,或未之悉也。”,于是“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嘉言懿行,各以类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为了使妇孺皆能知晓圣谕的内容,梁延年用中国古代版画作为插图,以图配文,用以辅助理解深奥的文字,启蒙民众。书中人物造型以明清时期人民的生活状态为宗,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着明清时期服饰,结合习俗与历史典故、古人事迹以及生活中的实例等共260个故事阐释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中国版画史略》[4]199也称《圣谕像解》“诸凡人物面貌神情,相当生动。其他如配景中的斜檐飞翚,山石竹树等,布局运刀,也极具匠心。”《圣谕像解》以贴近民众生活的多元化形式满足了各个阶层读众的需要,以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

    中国明清圣谕相关书籍东传日本后,由民间有学识之人重新解说,相关异本层出不穷。其中,《六谕衍义》在传入日本之后,由德川吉宗下令先由江户时期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与室鸠巢分别对其加以训点与翻译,作成《官刻六谕衍义》与《官刻六谕衍义大意》,分别于1721年、1722年出版。室鸠巢的《官刻六谕衍义大意》删去了《六谕衍义》中的民间故事与诗文,将《六谕衍义》缩减为40页左右的小册子。根据日本学者杉下元明、阿部泰记、高桥昌彦等的研究,以及笔者对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贵重资料数据书库所藏异本的考证,在日本,明清圣谕相关异本多达70多种。

    日本在步入江户时期之后,商业经济发展,町人崛起,开启了庶民文化的征程。1843年出版的《官许首书画入六谕衍义大意》(以下简称《首书画入大意》)是由京都有学识之人胜田知乡编撰,在日本“流播最广泛、种类最多”[5]47“最有特色”[6]9的《六谕衍义》版本。《首书画入大意》分为上、中、下三册,在上卷首先收录了室鸠巢的《六谕衍义大意》文本,之后还原了明清时期范鋐《六谕衍义》中的民间故事,甚至加入数页在民间故事基础之上而作的插画。其序文叙述了该书的内容及出版理由:“且近古以来,不论士民男女贵贱雅俗,其最有节操实德者九人国字作小传加以评语,合刻以为附录。”[7]8。胜田知乡在范鋐《六谕衍义》中所载黄香“扇枕温衾”、王祥“卧冰求鲤”、祝期生“滥言舌枯”等故事的基础上,继续添加彼时日本道德、人品最好的九人的独特事例,主要讲述了升任高官却依然简衣素食、大公无私、品德高尚的青砥藤纲,与将自己准备用以修行的经费施予难民的僧铁眼等公正、高尚、廉洁的人物事迹。其中还引用了不少当时日本的文学作品,如:《太平记》《近世畸人传》及民间传说等,并对其加以评价。同时,对范鋐《六谕衍义》中的故事添加插图,作成《首书画入大意》下卷。胜田知乡引用文学作品以及贴近民众生活的品德高尚者的故事,加以插图对“六谕”思想进行解说,不论士民男女都能雅俗共赏,使“六谕”思想的真谛深入民众。但是,与中国清朝梁延年《圣谕像解》所载插画不同的是,《首书画入大意》的插图数量较少,且中、下卷的“农夫庄助”“乞食八兵卫”等日本民间传说、故事配图中的人物皆着日本和服,是具有日本风格的插图 [8]6,彰显了其日本特色。

    日本民间有学识之人在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日本特色的插图、引用彼时日本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等方式对范鋐《六谕衍义》的原本进行改写。而这些改写也将明清圣谕进行了“日本式”通俗化,进一步有力促进了明清圣谕在日本民众中的传播。可以说,其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换。

    劝人从善,自古以来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9]1210就提出:“劝善惩恶,移风易俗,实有国之务。” 1372年,明朝政府设立“申明亭”,张贴违反法令的犯人信息,警戒民心,以使人不敢为恶;1383年,进一步设立“旌善亭”,以表彰孝子贤孙等的善行。明代泰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汝芳,也是“第一个将六谕提升到‘道统’位置的学者”[10]245,就曾对“六谕”逐条解释,并作《圣谕演》将“六谕”进一步融入乡约中,作《宁国府乡约》以训世人。他总结说:“此六条圣谕,细演其义,不过是欲人为善事,戒恶事。然善恶得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句言语,虽则与圣谕不同,其实互相发明。”[11]755换言之,在罗汝芳看来,“六谕”的核心思想就是为善戒恶,只要人人都能遵照六谕行事就是善人,对于社会风俗来说就是善俗,就会有善报,反之则会招致恶运。罗汝芳将其践行到乡约中,使劝善惩恶的核心思想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范鋐的《六谕衍义》中原就记载了许多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的故事。比如,王祥事后母至孝,不仅终获善报,而且官至太保九代公卿。而祝期生则“滥言舌枯”,恶人沈富民父子更因作恶最终被雷火烧尽而死等。范鋐还在每一条道德训诫的末尾都加以评论,即“不孝顺的必有恶报,那个王法十分利害,这个天报又十分迅速” [12]17,以此警戒世人。进入清朝之后,为促进圣谕在民众中的传播,每月朔望,地方官员都要召集民众,举行隆重的仪式,定点宣讲圣谕,但这样的宣讲形式较为单调,内容较空洞,对民众缺乏吸引力。清末时期,为了增强宣讲的说服力,宣讲者往往加入“案证”,即明清时期的一些小说故事,以说唱形式深入民众中进行圣谕的讲解。“案证”中也包括改编的含有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的明清白话戏曲小说故事,如《元杂剧》《包公案》《聊斋志异》等,延续了明朝圣谕中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例如:《宣讲大全》是1908年的圣谕宣讲版本,其序文为西湖侠汉在汉口六艺书局所撰,序文曰:

    从来圣贤明性理而不言因果,君相严赏罚而不论报应。至晚近之世,人心风俗,愈趨愈下,善恶既混为一途,则性理之所难喻,赏罚之所莫能穷者。闲观乡曲,有善士论因果谈报应,而闻者蹶然兴,怵然变。足以阐圣贤之教化,懔君相之明威,而使天下之智愚贤否熏蒸于善气而不自知也。[13]112

    即进入清末以来,世风日下,善恶相混,撰者闲观曲艺之时,看到因果报应故事给百姓带来的威慑力,故将其运用于圣谕宣讲,以教化百姓,使行善成为民众的常态。《万选青钱》也是其中的代表,此书于1910年翻刻,由四川省夹江县沉氏编撰。卷一《宣讲圣谕规则》云:

    怎奈如今的人,每多惊奇好异,厌故喜新,不得已才将世事人情善恶报应,真选之又选,故名《万选》。如钱之为钱最重青钱,集而成卷,颜曰《万选青钱》。其意浅,其词俗,原为愚夫愚妇而讲修身齐家之事,至德要道之情。若夫大雅君子,安取夫此。 [13]112

    由序言可见,撰者将人情善恶报应故事应用于宣讲当中,用贴近普通民众的俗语讲解圣谕,以期达到真正深入民众的目的。可以说,这些加入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的圣谕民间版本都承袭了明清政府教化民众的宗旨。

    在日本,中国明清圣谕异本中亦包含了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六谕衍义小意》(以下简称《小意》)是江户时期儒学者中村三近子(1671—1741)编撰的《六谕衍义》极富独创性的版本。其分为天、地、人三卷三册,文字量相较室鸠巢《六谕衍义大意》增加了许多。《小意》每卷末尾都在各条前加以“善念”结尾,即“善念孝顺父母”“善念尊敬长上”等。在编撰《小意》之前,中村三近子就因撰写了《象的贡献》《四民往来》等往来物作品而颇具知名度。他意识到《六谕衍义》是劝善惩恶之作,而因为室鸠巢的《六谕衍义大意》深奥难懂,因此中村三近子以更加平易近人的笔调将此书编撰为能普及至幼童的读物。《小意》的“六谕”各条中关于“善念”“天报”的论述频繁出现,比如在范鋐《六谕衍义》中每章末尾都会提到的“这个天报又十分迅速”,在室鸠巢的《六谕衍义大意》中并未体现,但在《小意》中却得到了还原。中村三近子用“善念”与“天报”之说将中国明清时期的“六谕”思想与民众对神佛的敬畏心理相结合,突出了“六谕”思想包含的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等特征。

    除此之外,1843年胜田知乡的《首书画入大意》亦通过还原明清时期范鋐《六谕衍义》中的民间故事突显其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思想。例如,在“和睦乡里”一条中,《首书画入大意》就还原了范鋐《六谕衍义》里“王有道善恶有报”的故事。书中说,王有道因秉性仁厚、宽待邻人,终获善报,官至尚书。在室鸠巢《六谕衍义大意》中,原本被删除的因果报应故事被重新载入《首书画入大意》,还加入了标有“那须家画”的数页插图。同时在中、下卷的附录中,编撰者胜田知乡还加入了道德、品行最好的九人的事例,作为民众学习的典范。由此,通过还原中国明清时期《六谕衍义》中刊载的民间故事,与加入日本特有的人物典范事例的做法,“六谕”中的劝善惩恶与因果报应思想得以重新被重视。这些民间故事与插画中,渗透了“六谕”思想的全部要素,也描绘出“六谕”思想通过异本在日本落地化的轨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彼时的读者对中国的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思想有所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人文精神在日本的传播。

    “美教化,移风俗”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教化百姓遵纪守法,以保持社会的良好风气,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安定。中国自古代社会开始,主要通过政府主导,规范庶民教化,明太祖颁布的“六谕”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进入清朝,统治趋于稳定,文治亦有所发展,遂将“六谕”拓展为“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使诸多规范更加具体化,更有大批阐释圣谕的著作出版发行。

    其实早在明太祖时期,政府就制定了“木铎老人制”,用以辅助“六谕”道德训诫在乡里的传唱,清廷沿用了这一制度。1652年,顺治帝向其直属军队八旗及各个官厅发布了《六谕卧碑文》,并于1659年正式实施乡约,每月朔望宣讲“六谕”。进入康熙时期,为重建礼乐道统,巩固社会秩序,康熙帝在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在上谕中言明庶民教化思想:“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朕今欲法古先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14]4并将“圣谕十六条”全托推广,“通行晓谕八旗包衣、佐领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州府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务使军民咸知尚德缓刑之至意”[14]6。康熙帝还下令各直省地方官实行圣谕讲解,使宣讲圣谕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活动,以教化百姓,化民成俗。

    作为河南中州学派理学代表人物李来章,在担任广东省连山知县期间,积极推行圣谕宣讲制度。他不仅捐出自己的薪俸,在连山建圣谕亭作为宣讲圣谕的场所。还另以薪俸聘请儒生为讲正、讲副,实行宣讲。他甚至“亲临督讲,躬行实践”,并要求连山瑶人原有的“瑶目”“千长”一起协助宣讲。同时,根据地域的需要,李来章还杂以方言俗语对圣谕进行再解释,撰写了《圣谕图像衍义》《圣谕宣讲乡保条约》《圣谕衍义三字歌俗解》等阐释圣谕的著作。正如他在《圣谕衍义三字歌俗解》序文[15]602中论述:“爰于其中又抽出三字俗歌一项,杂用土音,略为注解,使言下洞晓,一如家常说话,另行雕板,颁发民瑶,俾相口授,徇于道路,窃比遒人之木铎,庶耳濡目染,熏陶德性,亦行远登高之一助云尔。”在刊行出版这些著作后,李来章将其颁发给瑶民,配合圣谕宣讲,以培养地方民众的德行。又如《圣谕衍义三字歌俗解》[15]69将圣谕的第八条“黜异端以崇正学”阐释为“讲六经,赖先觉。重五伦,名正学。”并加以小字注解道:“这四句是说,为人不可为异端邪说所惑,宜专心遵崇圣人之学。六经尚存,皆赖先贤注解明白,流传后人,使之习读,首重五伦,要人于三纲五常躬行实践,做个好人,方是正学。”同时,为贯彻清朝的宣讲制度,他不仅要求瑶民每月朔望恭听圣谕宣讲,而且也将其用于童蒙教化。规定瑶童“自备桌、凳,在馆读书。将十六条《圣谕》及《三字歌》反复阐扬,奉行惟谨,务使通晓。”[16]17并下令:“务俾圣道昭明,民心通达,雅俗共赏,童叟均知,身体力行,毫无违犯。”[15]534以确保宣讲的成效。在连山县圣谕宣讲行之三年,也因此使瑶民“革面回心,民瑶一家”[15]602。李来章在连山县的圣谕宣讲的事例,很好地阐释了清朝圣谕宣讲在地方庶民教化方面的实施情况与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日本,虽然并未推行“六谕”或“圣谕十六条”在地方的强制性宣讲,但也有地方官员模仿明清圣谕的条教并在地方推行。早川正纪(1739—1808)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代官,自1787年担任久世地区代官以来,就非常注重对民众的教育,甚至把重视庶民道德伦理教化的《吕氏乡约》导入其治理政策中。1791与1798年,他分别在所管辖的作州久世与备中笠冈建立了典学馆与敬业馆教谕所,教化民众。敬业馆因此甚至被称为“笠冈的文教发祥地”[17]。1799年,由早川正纪编撰,改编自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久世条教》刊行,其内容为“劝农桑”“敦孝悌”“息争讼”“尚节俭”“完赋税”“禁洗子”“厚风俗”七条道德训诫。《久世条教》[18]807]序言中写道:“尝为条教布告部下、以正礼俗、明伦纪、吏民捧读、莫不感悦兴起而传写互误、鲁鱼亥豕、殆不可读、父老患之、请刊刻以颁于管内、君谦让未允恳请不已、而遒许之。”换言之,《久世条教》在刊行前就已作为改善礼俗、肃正伦理纪律的文件发布予早川正纪所管辖地区的官吏与民众。受到条教的感化,下属官吏与民众纷纷广为传写。但因为在传写过程中有错误之处,于是早川正纪重新将条教刊刻,以《久世条教》的形式颁布。对比《久世条教》与康熙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可以发现,在《久世条教》中,除了第六条“禁洗子”,是早川正纪根据久世地区堕胎“恶习”而单独制定的条教外,其余六条皆模仿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在《久世条教》颁布后,此书也作为典学馆与敬业馆教材被使用。不仅如此,1801年,在早川正纪担任武藏国久喜代官之时,也在当地继续推广他对民众的教化措施。1803年,早川正纪在久喜建立迁善馆推行庶民教化,次年,又依据《六谕衍义》颁行《六教解》一书,其跋文[19]128写道:“今融合吾地方言,改其名曰六教解。使民劳作之余,读写之,以正风教。”在《六教解》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丝毫未做更改,只是在其日文注释中,融合了久喜地区的方言,以俗语对六条道德训诫做出阐释,更好地规正当地的风教。

    在早川正纪逝世15年后,即1824年,由他管辖过的笠冈地方民众自发为其树立“思德之碑”,此碑文为当时有名的国学者小寺清先撰文,以纪念早川正纪的功绩,碑文写道:

    其治民先教后刑,勤俭以率之,诚信以待之,民不忍欺之也。作之旧俗,贫民或生子不举,君严禁止之,论以父子之道,俗得以革,岁时行部,辄聚民训告,遂兴学二县,政化大行,丁巳夏有旨,锡金帛以赏异绩,特增其所管,吏民欢呼,如闻父母之庆事,享和辛酉(1801)年选任东武,民群送有栏道号哭者,文化戊辰(1808年)冬病卒,讣至莫不痛恨,今十五年矣,父老犹追慕不已,于是相谋议树碑颂德。[18]802

    首先,“其治民先教后刑”,这与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的初衷“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一脉相承。其次,在碑文中特别提到了早川正纪欲改变久世地区的堕胎习俗而颁行的“禁洗子”条教,使这一“恶习”得以革除。同时,早川正纪将中国的《吕氏乡约》、“圣谕十六条”等作为庶民教化政策引入其治政措施,并以此兴文教,化民成俗。他的这一理念得到了为政者的肯定,并由此获得褒奖,也使民众深受感悟。而早川也因此深受民众喜爱,成为江户著名的三代官之一。由此可见,日本江户时期代官的治政活动,以中国明清圣谕为指针,融入日本的地域特点,对明清圣谕进行了适应性改动,使其在日本地方治政条教中生根发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日两国官员关于庶民教化思想的深度碰撞与交融,以及中国传统的庶民教化思想对日本江户时期代官治政的影响。这一举措甚至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旧俗恶习,更使文教兴起,化民成俗。

    日本代官在《六谕衍义大意》文本的译介与文化接受的基础上,将庶民教化思想运用于治政条教中,二者高度融合,展现了其对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吸收、借鉴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从内容接受、社会反响方面来看,日本代官通过对“六谕”与“圣谕十六条”的改写与演绎得到了所管辖民众的认可,使当地民众对代官感怀,为其树碑,表达了民众对代官执政条教深深的认同。

    明初“六谕”颁布伊始,就使用木铎于朔望在街边传诵。之后随着乡约制度的完善,圣谕宣讲逐渐融入讲乡约中,发展至康熙、雍正帝时期,宣讲圣谕盛行。而至民国初年,空洞、单调的宣讲模式逐渐被一些宣讲形式较通俗化、自由化的民间曲艺娱乐所取代,成为寓教于乐的“宣讲拾遗”与“说善书”形式,将圣谕辅以白话、绘画、歌谣等对圣谕加以注释或俗解。在民间传播过程中,宣讲形式随时代推移而不断演变,宣讲圣谕的功能也由最初的庶民教化衍生出民间曲艺娱乐、普及知识、文学艺术审美等作用。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一些社会较为开化的地区,圣谕宣讲内容也逐步顺应历史潮流,转变为传播与社会民生相关的时政信息。如今,起源于“圣谕宣讲”的活动,例如宣讲善书仍在进行并不断被创新,汉川善书也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日本,《六谕衍义》自传入日本后,最初由荻生徂徕与室鸠巢对其进行训点与翻译,并加入新的序文、跋文。在民间,不断有有学识之士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改编。明治时期,也出现了增改“六谕”或“圣谕十六条”的版本。伴随着黑船来航,大量西洋物品输入日本,使日本社会制度以及生活习惯发生了极大改变,加之明治维新影响,为达到步入近代化国家的目的,日本频繁使用“富国强兵”与“殖产兴业”的口号。1881年,由当时长崎县师范学校刊行的《改正六谕衍义大意》出版,在开篇的序言[20]3中就论述道:“室直清六谕衍义大意为惠世之作,为顺应时势之变,有益于今,本校将其改正。”该书将其源头追溯自室鸠巢的《六谕衍义大意》,而不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范鋐的《六谕衍义》。可以说,进入明治时期,在日本有学识之士的观念中,此书的源头乃是室鸠巢的《六谕衍义》翻译本,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逐渐抬头的国家意识。序言也指出了为迎合时势的变化改正此书的必要性。《改正六谕衍义大意》主要删除了一些轻视女性的文字,以表达明治时期的人权理念以及对女性地位提高的重视。同时,为了传达明治时期产业振兴理念,《改正六谕衍义大意》中的第五条“各安生理”更改为“勉励产业”,其中的内容也删去了“士”“农人”“职人”“商人”等古代用语,加入了“政府”“法令”等切合时代的用语。如此,《改正六谕衍义大意》将明治时代的特征融入全文,亦显示了明治时期“六谕”思想落地化的过程。

    在现代日本,2002年,由冲绳县久米崇圣会出版了《六谕衍义翻译本》。2004年,出版了漫画版《中小学生用现代版六谕衍义大意》,至今仍被用于中小学生的学校教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冲绳县还立有琉球儒学者程顺则以及六谕的石碑,为了纪念程顺则,每年农历元旦仍会举办“御字拜”的活动,供人们叩拜程顺则与六谕石碑。

    明清圣谕相关书籍东传日本后,融入日本社会文化、地域特点、时代特征等对明清圣谕进行了再解说与再阐释,无论从加入通俗化的插图、日本特有的民间故事,还是对明清圣谕作出适应性改动都展现了明清圣谕日本化的轨迹。从中也可以得出一些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首先,要深化对本国文化内涵的理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灵魂所在。《六谕衍义》原版在中国国内已散佚,它突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内化于心。明清圣谕作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明清时期的庶民道德伦理思想。进一步深入挖掘明清圣谕的思想实质,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让更深层次、包含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文化内容走出去,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

    其次,借力并助力“一带一路”,利用文化共鸣,共建命运共同体。明清圣谕在日本的传播像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与借鉴的轨迹,从中也可以探明中日两国共通的儒学伦理道德空间。深入探寻中国文化与每个国家相通的文化特质,积极追求中国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的意义,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充核心资源。

    再次,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延续本国优秀文化的生命力。明清圣谕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域外延续的有力见证。历经几百年后,明清圣谕仍然在现代中日社会中传承。积极融合传统与现代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时俱进、继承创新,才能让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时代风采,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感召力与包容力,进一步追求中国文化的时代意义、世界意义。

    新时代,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译介、吸收与借鉴仍在继续,我们需要继续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提炼、发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其与不同文化之间互识互鉴、与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层次的认同、推动其不断与时俱进与再创造,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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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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