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交际符号的多模态性愈加凸显，这一现象也使人们愈加关注与之紧密相联的符号供用意义^{[1][2]3[3][4]9[5]}。“供用特征（affordance）”最早由吉普森从生态心理学视角提出，用于描述“环境和人或动物之间的潜性行为特征”^[6]120。诺曼随后将其引入设计领域，提出现实供用特征（real affordance）与感知供用特征（perceived affordance）分类，使供用特征的内涵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延展^[7]40[8]。随着视觉话语研究的发展，克里斯将其引入到视觉话语分析中，指出设计和修辞相关的媒介供用特征（affordance of medium）和模态供用特征（affordance of mode）^[9]。“供用特征”在社会符号学领域的引入，推进了以符号物质性为基础向符号社会性更深层面的探讨。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SFL）的意义进化观看，供用特征与意义潜势相关。因为SFL意义进化观认为符号（意义）特征是累积性的，是从物质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社会系统，不断累积发展，最后形成符号系统特征^[10]610-613。这样，无论是现实或感知供用特征，还是媒介或模态供用特征，从根源上都是和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或符号性相关的供用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把符号的供用特征系统地解释为：符号被选择前所携带的（（（（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符号性）供用意义资源^[11]。但是，每一种符号供用性都存在与之相关的限制（constraints）。诺曼^[12]125-131认为供用性的限制主要和物质性（physical）、文化性（cultural）、语义性（semantic）及逻辑性（logical）因素有关。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文化语境不断衍变的影响下，符号供用特征虽然受到限制，但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在符号供用意义受限无法满足符号表征时，不同符号供用性之间可能发生某些关系。艾里斯卓姆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3]56。从媒介供用特征为切入点，他提出了媒介特征转移公式和多媒介叙事模式^[14]45-60。艾里斯卓姆从媒介转移到叙事构建的研究，有力证明了符号的物质供用意义改变对非物质供用意义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符号的产生不是能指（形式）和所指（意义）预先存在的连接”，而是“在符号生产者和相关语境的激发下匹配相宜能指与所指创造的”^[15]8，所以非物质供用意义变化同样影响物质供用意义选择，如体裁、语境等非物质潜势变化对物质供用选择的影响。面对这一问题，国内学界给予的关注较欠缺，仅有张德禄、吴连春^[16]和苗兴伟、李珂^[17]等学者探讨了再语境化在课堂话语和企业话语建构中的机制，以及曾蕾、朱薪羽对漫画投射意义的再符号化模式的发掘^[18]，而鲜有关注多模态迁移性语境化问题。因此，本文以奥运会徽为例，从语境迁移视角探讨多模态符号供用意义转换，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会徽体裁在语境迁移中的符号供用性选择转换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2. 不同维度的符号在语境迁移中呈现怎样的供用意义转换类型、方式和功能？3. 多模态符号供用意义转换在哪些层级进行话语实践？

一.   语境迁移下的多模态供用意义转换与选择

语境的变化常表现为再语境化（recontexualisation）。再语境化这一概念最早由伯恩斯坦^[19]9正式提出，用于探讨通过教育实现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随后被运用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并被广泛推广。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再语境化的内涵得到扩展，用以提取语境变化中重塑事件、知识或社会实践组成成分相关的策略和过程^[20]，被定义为“话语或文本的组成成分在不同语境间的动态转移和转换”^[21]。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再语境化的研究方面，系统功能语言学（SFL）所做工作和贡献最为突出^[22]，尤其在再语境化过程与语篇和语境的实现过程方面。语境为何发生再语境化，关键在于语境自身或语境配置发生的变化。在SFL中，语场—语旨—语式模式（Field-Tenor-Mode，FTM）、语境—元功能谐振假说（Context-Metafunction Resonance，CMR）、通用结构潜势假说（Generalized Structure Potential，GSP） ¹和行动—关系—接触假说（Action, Relation and Contact，ARC）是语境配置问题讨论的主要发展观点^[23]。尽管四种语境配置观点各有侧重，但CMR、GSP和ARC的语境配置观点始终围绕着“系统网络”这一核心展开^[23]。在SFL中，系统网络是对符号系统意义潜势进行理论化的手段，用于展示其各个部分在整体符号空间中的定位，即提供整体符号图景的一种概览^[24]。所以，对于多模态再语境化而言，语境的变化根本即是多模态话语涉及的系统网络的变化。根据的GSP和ARC语境配置观点^[23]，这种变化体现在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3个共选系统网络中局部的变化。事实上，除了上述3种变化以外，再语境化还与时空性因素相关。例如，奥运会会徽的话语范围（奥运话语）、所用话语方式（徽章）及所涉交际关系（设计方—受众）尽管在历届会徽中较稳定，但随着时空迁移和文化背景的更变，它们在不断迭代。会徽所表达的话语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部分非物质符号建构也不断地再语境化。所以，我们把语境配置稳定，即语境相关的话语范围、方式与基调持续稳定，而部分非物质符号供用性随时空因素变化的再语境化称之为语境迁移，即迁移性语境化，凸出再语境化的时空性。

对于语境迁移的相关体现，不同研究视角拥有不同的理解及侧重，主要涉及互文性、再符号化和再媒介化。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看，语境迁移涉及语料如何经过特殊方式由一个语境进入新语境的互文性动态转移/转换，任何语篇均无法独立于其它语篇而被制作和被解释^[25]，所以批评话语分析将互文性变化作为迁移性语境化的核心表现。从社会符号学视角看，语境迁移反映新符号系统与与原符号系统的语义距离逐渐增加，每一次迁移性语境化都将增加意义的厚度，伊迪马称之为再符号化（resemiotization）：将意义从一种符号模式转移到另一种符号模式中^[26−27]。克里斯^[1]124-126围绕再符号化提出模态的转译（translation），即同一文化或模态下语篇内符号成分重组而发生意义的转换（transformation）和由一种模态到另一模态重新表达意义的联通（transduction）。克里斯的探索实际是基于模态的社会—符号性和物质性供用意义变化。从媒介转换视角看，语境迁移体现了媒介化过程的变化，艾里斯卓姆围绕再媒介化（remediation）提出媒介化转移（trans-mediation）^[13]，通过媒介特征的再媒介化（re-）或转移媒介化（trans-）完成意义创造。艾里斯卓姆实际是依托符号的物质性供用意义探讨媒介的符号性供用意义。从系统网络的视角看，上述有关语境迁移变化的体现与系统网络的内容和表达密切相关，即内容的互文和再符号化及表达的再媒介化，这也是SFL中语境配置变化的具体体现。在多模态迁移性语境化中，这些配置变化反映在GSP、布局和符号选择的变化上^[28−29]。例如，贝特曼提出的体裁—多模态模型（Genre and Multimodality，GeM）^[28]15，能够对语篇论点的修辞结构、视觉组成的布局结构和多层多符号设计语篇的文件结构进行系统描述，以总结和发现符号资源调用和转换的变化。这种模型的优势在于清晰地划分了模态符号分工，指导对多模态语篇中（尤其二维语篇）中的符号资源和迁移变化的迭代分析。然而，其更多关注内容，对具体符号调用或具体符号系统变化的关注尚显不足。

在本研究中，我们同样重视GSP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的作用，并从系统网络视角出发增加对符号调用系统的描写，用以考察体裁结构变化、布局变化和符号供用意义选择变化之间的相互塑造作用。GSP较早已在多模态话语分析得到应用。例如，哈桑提出 “理解^聚焦^确认”作为广告的GSP^[30]，旨在概括广告的多符号性。这是GSP首次应用于多模态体裁的开拓性探索。但这一尝试未将通用结构潜势发展为系统^[31]。此外，该研究也未明确阐述广告中不同模态符号之间相互作用所涉及的复杂性^[28]。鲍奇尔和梁雅梦建议，在运用GSP概念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时，需了解语篇是如何在其语境中运作的，因为GSP是从特定语境配置中提取的^[29]。简而言之，多模态体裁成分不再按照线性顺序产生关系，而是在一个网络系统/结构中延展，借助时间—空间协调。

哈桑提出GSP与体裁的必选与可选成分及其相互顺序和重复概率有关^[22]。从先行研究中可以证明，必选和可选成分的盖然律分析在多模态体裁分析中依然具有巨大潜力。然而，选择成分的顺序指标在多模态体裁分析中被非线性所替代，在多模态话语中主要涉及组成意义^[15]或布局分布^[28]。克里斯和范鲁汶建议从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凸显（salience）和定框（framing）三个方面考察^[15]。因此，在考察多模态体裁时，应关注相关体裁必选和可选成分及信息布局。我们以奥运会徽为例，根据奥林匹克宪章^[32]23-27对会徽设计的要求，会徽必须呈现奥运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奥运文化，可以结合体育精神、主办城市和其他方面进行设计，并且要满足奥运标识的1/3布局。所以奥运会徽体裁成分涉及时间、地点、奥运文化成分等必选成分和体育运动成分、举办方文化成分、其他成分等可选成分。奥运会徽体裁布局以相关成分的概念时空性为基础，通过上+中+下、上中下+背景化、前景化+上中下、左+右、中心+外围等布局选择体现它们的概念时序性和结构性。

体裁成分、布局等非物质符号供用性选择随语境迁移会发生变化。因为“符号是触发的和约定俗成的”，触发性源于“符号的产生总是受创造者‘兴趣’和客体特征的触发”，约定俗成性源于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稳定符号的再运用^[9]。 所以，符号供用意义会随语境的迁移发生改变，而这类非物质符号供用意义变化会通过模态的转换或联通或者媒介特征的转移，即通过符号供用意义转换获取最佳选择。对奥运会徽而言，它的符号供用意义可以分为体裁成分、布局等宏观供用意义和语言、颜色、建筑、生物、几何图形等微观供用意义两类。因此，在语境迁移作用下，某些多模态体裁成分可能在可选与必选成分之间、必选成分之间或可选成分之间发生转换，形成新复合成分。新体裁成分会触发布局供用意义的转换，对具体符号选择产生影响。因为新成分要由转换的新布局体现，同时依赖新供用意义满足选择。因而布局转换又触发了具体符号供用特征转换，由相关媒介体现。因此，我们综合上述讨论提出了奥运会徽体裁的符号供用意义选择系统，详见图1。总之，多模态符号供用性转换可能体现在内容和表达的不同层次上，如体裁成分选择、体裁布局选择或具体符号选择，最终体现在语境迁移产生的多模态互文性、再符号化或再媒介化意义现象上。

图  1  会徽体裁的供用意义选择系统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二.   研究设计

一   语料选取与搜集

鉴于语境迁移与体裁稳定对语料的要求，研究从语境迁移下体裁成分的连续性、稳定性及语料的典型性等标准考量，选取历届奥运会徽作为语料。奥运会徽不仅体裁成分选择具有连续性，其稳定性也十分典型。因此，研究从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https://www.olympic.org/）搜集了历届成功举办的奥运会会徽图片29张（1896—2020年），并对语料进行格式清洁、预切分等处理，以“年份+地点+主题.jpg”统一命名。

二   语料库创建与标注

语料库创建主要依托图像分析工具UAM ImageTool 2.1。首先利用软件创立奥运会徽语料库（Olympic Logo Corpus，OLC）项目，将清洁和预处理的语料植入创建项目OLC，完成生初始创建。随后，依据上节的意义选择系统和奥林匹克宪章关于会徽设计的要求，分别以奥运会徽的体裁成分、布局和符号选择等组成的系统作为标注体系（详见图1），植入OLC项目。最后对会徽语料进行标注并反复查验，完成OLC语料标注。

三   数据提取与分析

由于UAM ImageTool 2.1具有提取、检索、特征比对、统计学检验等功能，首先提取出OLC项目中的体裁成分、布局、符号选择的分布数据，对三项指标进行综合测量和总体考察。其次，根据总体考察，利用UAM ImageTool 2.1分别对体裁成分发生转换或融合的相关会徽体裁布局和符号选择进行检索和特征比对，发掘因成分变化引起体裁布局和符号选择改变的类型与方式。最后，以供用意义转换的类型、方式和功能为基础，分析供用意义转换与奥运会徽语篇实现的关系，并探讨符号供用意义转换的符号实践。

三.   OLC多模态体裁成分、布局及符号选择的总体分布

本节首先对OLC中奥运会徽的体裁成分、布局和符号选择三项指标作综合测量，然后提取各项指标成分，对体裁成分、布局和符号选择的选择变化进行考察。

一   体裁成分的历时分布

作为会徽的非物质供用意义，体裁成分是会徽供用意义的重要来源。从OLC的指标综合测量看，时空、奥运标识五环、主题是必选成分，其中构成主题的奥运文化符号和举办方文化符号也是必选成分，其他为可选成分，详见图2。但从历时分布可知，它们的供用意义随着语境的迁移在稳定性与转换性方面存在较大不同。根据OLC提取的成分，奥运会徽体裁成分供用性选择随语境迁移的变化情况按时间跨度主要表现为选择波动期、选择稳定期和选择融合期。

图  2  OLC体裁成分历时分布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成分选择波动（1896—1920年）主要缘于现代奥运会还处于发展阶段，赛制、参赛国和竞技项目都还在扩展，文化宗旨也还在成熟中，而且早期会徽是以招贴画体裁为主，故所涉及的体裁成分更变性高。然而，在成分波动期时空成分却稳定连续，可见早期会徽已经确立了时空成分的必选性。成分稳定（1924—1964年）发端于1924安特卫普奥运会会徽与招贴画的第一次分离，产生了奥运史上第一枚真正意义的会徽。随着体裁的稳定，自1932洛杉矶奥运会起，五环开始作为奥运文化成分的稳定表征符号，各类型体裁成分也较稳定，相应成分供用性表现出稳定的连续性。成分融合与转换始于1968墨西哥奥运会徽，它将时空成分（68和Mexico）、奥运文化成分（五环）、体育运动成分（跑道）、主办方文化成分（墨西哥传统壁画）等各成分供用性融合在一起，开启了奥运会徽设计的新风格。此后，出现了成分供用性转换或融合的多种类型，如“时空+奥运文化+举办方文化”（1976）、“奥运文化+举办方文化”（1984，1996，2004）、“举办方文化+体育运动”（1992，2008）、“奥运文化+举办方文化+体育运动”（2016）等多种成分融合或转换类型。这种多类成分供用性融合或转换为会徽体裁提供了更为开放、灵活及多元的视觉交际建构空间，扩大了信息布局的选择。

二   体裁布局的总体分布

布局的概念时序性与相关概念结构的空间性，受体裁成分作为触发因素和约定俗成的背景信息制约。从OLC中奥运会徽体裁布局潜势指标的历时分布能够提供证据。在整体布局中，受时空成分和奥运文化成分供用性相对稳定的影响，体裁布局虽然出现了“前景化+上中下”（1900，1904，1908）、“上中下+背景化”（1928，1948，1952，1956，1996）等布局供用性转换，但这些转换基本以“上+中+下”布局供用性为基础，详见图3。尽管布局以“上+中+下”模式为基础，但也出现了某些体裁成分或符号沿水平视线排列“越位”的前景化和“托底”的背景化布局现象 ²，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布局模态。

图  3  OLC体裁布局选择总体分布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由上图可知，奥运会徽“上+中+下”布局潜势供用性转换或融合按时间跨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前景化型“上+中+下”布局（1896—1924年）、景化型“上+中+下”布局（1928—1956年）、常态化型“上+中+下”布局（1960—2020年）。通过比较图2和图3，不难发现体裁布局与体裁成分供用性的历时分布走向基本一致，为体裁成分供用性转换对布局潜势的触发和规约提供了证据。在前景化型布局潜势阶段，前景化突出的成分各有不同，如“1900会徽”突出体育运动（运动项目），“1904会徽”突出主办方文化（鱼眼状城市风貌），“1908会徽”突出运动场馆（白城体育场门），“1920会徽”突出奥运文化（多国国旗凝聚），“1924会徽”突出时空成分（Paris和1924）等。布局突出特征的不同与成分供用性波动有着深层关系，反映在时间跨度的相近上。背景化型布局阶段也反映出这一现象，背景化特征集中以主办方文化成分为主，如荷兰国旗颜色背景（1928）、伦敦议会大楼钟楼背景（1948）、象征千湖之国芬兰的蓝色背景（1952）、环保绿色背景（1956）等。背景化布局的集中性与成分稳定的时间跨度趋于一致，也是成分供用性稳定的反映。对于布局供用性常态化，也是由于体裁成分的融合性渐强，使得布局的概念和概念结构更加稳定。以约定俗成和稳定的“上+中+下”布局供用性来平衡成分融合带来的新意义认知空间，为诺曼提出“供用性同时具有限制性和规约性”的深层原因提供了证据^[7]40。

三   符号选择总体分布

供用意义在非物质符号供用性与物质符号供用性组成的连续体上不断转换或融合，借助物质性媒介完成。从OLC中提取的符号选择看，语言、颜色、建筑符号、生物符号、几何图形等供用性选择与体裁成分和布局的供用性变化具有相关性。从历时角度看，符号调用变化按时间跨度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选择具体化（1896—1924年）、选择像似化（1928—1964年）、选择象征化（1968—2020年），详见图4。

图  4  OLC符号选择分布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如图4所示，选择具体化表现在符号选择主要集中在建筑、生物和运动等具体符号。由于符号选择的具体性，能够发现这些选择的供用特征在不断转换。比如建筑符号选择由古竞技场（1896）到白城体育场门（1908）再到城徽（1920/1924），生物符号选择中人物符号的性别供用意义由女性（雅典娜女神1986，法国女骑士1900）向男性（男运动员1908/1912/1920）转换。选择像似化表现在符号选择主要集中在五环、建筑像似图、生物图像等像似性符号。它们凸出反映在国旗、颜色、几何图形的像似性语境迁移，如波浪状国旗（1928），盾牌状国旗（1932），澳洲版图（1956）等。选择象征化表现在符号选择简约化，主要集中在几何图形和象征符号的选用，供用意义的转换性增强。例如，抽象人的供用意义，部分兼具运动和建筑符号供用意义，其中典型的是悉尼歌剧院和里约面包山。

综合来看，奥运会徽体裁符号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语境迁移、体裁成分、布局等影响，同时也受符号自身供用性的限制。因为符号选择存在选择连续性和间续性现象。连续性主要表现在象征奥运文化的五环，间续性集中在植物、人物、几何图形的多角形和直曲线，尤其是人物符号选择的供用性从具体人到抽象人的不断转换。这些符号类型选择的连续性、间续性与无续性，以及选择由具体化到抽象化，正是符号供用意义是否转换的具体体现。

四.   语境迁移下奥运会徽的多模态符号供用意义转换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奥运会徽的符号供用意义转换，无论在非物质供用意义还是物质供用意义方面，均具有一定共性。接下来，本节以共性特征为基础，对语境迁移下奥运会徽多模态符号供用意义转换的一般类型、方式和功能以及层级展开探讨。

一   供用意义转换的类型与方式

在总体考察中，无论是体裁成分和布局还是符号选择，都存在供用意义转换现象，而且转换共性主要集中在相关符号的系统性。首先，体裁成分的供用性转换主要集中在奥运文化、举办方文化和体育运动等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在语境迁移时，系统间具体符号在某一供用意义上形成关联或象似关系，奠定了转换的基础。例如，1968墨西哥奥运会徽的时空、奥运文化、举办方文化和体育运动等成分之间发生转换和融合，主要缘于Mexico、68、五环、墨西哥壁画及跑道等供用意义上存在曲线象似基础而产生关联。其次，布局的转换基本围绕“上+中+下”模式，在布局上历届会徽具有一定的象似性，以及布局的迁移性语境化由前景化到背景化再到常态化的衍变转换。符号选择的转换在系统间或系统内的关联或像似更加明显。例如，人物选择的变化，人物供用意义受语境迁移影响不断在系统内或系统间关联或像似基础上发生转换。综合来看，符号供用意义转换主要为关联性和像似性转换两类。

通过人物选择的转换举例也可以看出，人物从雅典娜到法国女骑士，到男跳高运动员，又到健美男子，最后到抽象人，涉及很多供用意义转换。例如，性别供用意义由女性到男性再到性别供用性模糊，运动供用性也由跳高到健美再到抽象跑跳。另外，它们发生在符号的不同意义潜势维度，性别凸出社会性供用特征，运动凸出生物性供用特征。依据SFL意义进化观，性别供用意义由女性转换到男性的方式是在社会性维度的同维度转换，而运动供用意义转换就较复杂，由真实跳高到抽象跑跳是从生物性跨维度转换至符号性。另外，悉尼奥运会徽（悉尼歌剧院和土著回旋镖）与里约奥运会徽（面包山和桑巴舞）还涉及物质性（悉尼歌剧院、回旋镖、面包山）向生命性（运动）和符号性（地标）的跨维度转换。据此，我们可以将供用意义转换方式总结为同维度和跨维度转换。同维度转换是符号供用意义在同一供用维度内发生转换，即供用意义₁+同维度供用意义₂→再供用意义_n，如歌剧院（物质性）+回旋镖（物质性）→跑动的人（生物性）。跨维度转换指供用意义在不同维度间发生转换，即供用意义₁+不同维度供用意义₂→再供用意义_n，如面包山（物质性）+桑巴舞（生命性）→手挽手舞动的人（社会性）。然而，由于迁移性语境化的重构性，符号供用意义无论在同维度还是跨维度发生转换时，供用意义自身或不同潜势之间都可能发生被替代、删减、重组或增补，如体裁成分、布局和符号选择的替代、删减、重排或增补。同时，迁移性语境化具有递归性^[33]13，转换类型和方式在发生转换时是同时被选，即合取关系，形成供用意义转换系统（详见图5），新供用意义也会再发生转换。

图  5  多模态供用意义转换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二   供用意义转换的功能

从SFL的元功能视角讲，任何符号供用意义转换的发生都有其功能。结合OLC的供用指标的转换类型和方式，会徽体裁供用意义转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的知识表征、社会关系的角色定位、会徽组篇的连贯强化。

知识表征主要表现在供用意义转换参与文化、设计思想等概念的塑造。例如，“1956墨尔本奥运会徽”将绿色代表的环保理念转换到五环、月桂枝、火炬、跑道等与奥运文化相关的供用特征中，塑造出奥运文化与环保理念的共性知识基础。再如“2008北京奥运会徽”，金石印章、象形文字、奔跑形态等符号转换凸出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运动精神的融合。角色定位主要表现在供用意义转换对主办方或参与方角色定位的显化。它主要和颜色关涉的前景化和背景化转换以及国旗颜色的像似化转换有关。比如，“1920安特卫普奥运会徽”多国国旗颜色和运动员处于前景化，象征安特卫普的城塔处于背景化，突出世界团结参与竞技。连贯强化表现在供用特征转换使不同符号系统在再语境化组篇过程中更好的协同。转换使会徽布局要表达的新信息处于前景化、上中部或左部，更好地把知识塑造和身份定位连贯起来。

这些功能与奥运会徽语篇实现有着紧密联系。从成分选择到符号选择，它们都对语篇的生成产生影响。体裁成分的转换影响着布局，布局选择的信息维度又对实现功能的具体符号选择产生制约。总之，奥运会徽语篇的生成离不开符号供用性转换，而符号供用性转换又是通过奥运会徽语篇的生成直接或间接体现。

三   供用意义转换的层级

从上可知，体裁成分、布局、具体符号等不同层次的符号系统都参与到会徽语篇的迁移性语境化中，通过不同类型或方式的供用性转换建构奥运会徽的元功能。为方便讨论，我们从上述研究结果中提取出了会徽体裁的供用性原型（详见图6）。在下图中，奥运会徽作为意义实体，无论是体裁成分选择、布局分布和符号选择的历时变化还是其总体变化，都体现了体裁成分、布局和具体调用符号之间的相互塑造作用。例如，体裁成分与布局供用性的历时分布走向基本一致。所以，语境迁移是从语境到意义系统，又到意义承载方式系统，再到意义表达载体系统不断选择的表现，选择符号资源的过程即是符号供用性发生转换的过程。莱姆基把这种依据规约性符号构型（semiotic formations）调用符号资源创造社会意义的行为称为社会实践^[34]。这样，社会实践过程也是符号的迁移性语境化过程，即符号通过供用意义转换创新意义的过程。

图  6  奥运会徽体裁的供用性原型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在会徽设计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体裁必有成分、常态化型“上+中+下”布局和具体符号调用象征化是体裁成分、布局和符号选择之间相互塑造并形成动态性、规约性、平衡性供用意义转换的结果。从SFL视角看，这种复杂的语境迁移结果是按照意义潜势、意义、组织意义和表达意义构成的例示化连续体提供的符号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语境配置提供文化意义系统、体裁结构系统及模态配置模式^[35]；被选择系统的供用意义成为了意义，最后通过在“作为意义承载方式的模态”系统和“作为意义表达载体的媒介”系统中进行选择^[1]，实现意义表达，完成语境迁移。例如，奥运会徽的迁移性语境化符号资源调用，受奥运文化、主办方文化、体育文化、主题、会徽设计条件等影响，体裁成分和社会定位得以确定，在其作用下语境配置得到选择，从而建构了奥运话语意义，并通过语言、图像、颜色、几何符号等模态及相应的媒介体现。

从奥运会徽的语境迁移看，供用意义转换的社会实践是意义创造过程，是调用已有的符号资源在新语境中，通过供用意义转换带来的新符号资源体现话语建构的意义。任何供用性转换的社会实践都是在一种文化或跨文化中进行，由语境配置促动。首先，它决定要交流的意义，要从意义系统中选择近缘意义进行转换，建构社会实践的话语意义。社会实践话语意义要由新的意义承载方式体现，须从模态系统中选择相关的符号组合进行转换，用以在新语境中体现凸出的新意义。新的意义承载方式又需要相关媒介来体现它。经过供用性转换，社会实践符号成为了转换的符号资源，这些资源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循环，最终成为新的符号资源，完成迁移性语境化，详见图7。

图  7  话语实践中的多模态符号供用意义转换层级图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总之，任何层级的符号供用意义转换在社会实践中都依靠已有的符号供用意义，即符号的能指实践所具有的（（（（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符号性）供用意义。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符号系统为所有符号能指实践提供转换所需的源供用意义。从这个视角看，转换的符号资源都是目标供用意义。然而，目标供用意义还不能称为供用意义，因为转换的符号资源还需要在社会符号实践中不断累积其作为潜势的规约性，这是语境迁移的本质特征。

五.   结语

综上，在语境迁移中，一是体裁必选成分从不稳定到稳定再向融合转变，布局选择由前景化向背景化再向常态化过渡，符号选择也从具体化到像似化再到象征化逐渐迭代，三者变化呈现趋近性。二是在供用意义转换中，基于符号累积的（（（（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符号性）供用意义，转换以关联和像似两类为主，通过同维度或跨维度转换的方式获取最佳选择，实现需供用意义转换参与的知识塑造、角色定位和连贯强化。三是符号供用意义转换作为符号的社会实践，既是符号资源的再语境化过程也是符号创新意义的过程。研究还结合供用系统的选择层次提出了话语实践中的供用意义转换层级，为解析供用特征转换产生的符号现象提供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