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阈下“理性工具化”问题的研究，志在澄清学界关于“理性工具化”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争论。对“理性工具化”和“工具理性”进行辨析，就要追溯到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967年，霍克海默英文版著作《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被施密特（Alfred Schmidt）翻译成德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影响深远。经过认真考证和仔细推理，我们发现霍克海默并未提及“工具理性”，然而正是“理性工具化”导致“理性的消蚀”。对霍克海默思想性的本质挖掘，对“工具理性”和“理性工具化”概念加以辨析，需要结合历史的语境分析理性何以消蚀，才能抓住“理性工具化批判”的要害。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自身的软肋在于，理性的权威与改变现实的无力，理性批判力量的强大与理性标准的界定的模糊，这是霍克海默思想的局限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1]30。将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置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治理框架中进行研究，思考如何合理运用理性规范五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健康有序发展，进而解决资本治理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如何诠释资本逻辑必须要面临的问题，能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文章将从《理性之蚀》中的“理性工具化”问题入手，探讨理性如何被工具化，以及“理性工具化”如何被翻译和阐释为“工具理性”，并且对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进行再批判，以期为如何走出资本治理困境摸索出路。

一.   《理性之蚀》中的“理性工具化”问题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德国犹太人，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的开创者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所生活的时代，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对“理性”展开了多次争论，理性一度出现了危机，直至理性被工具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带头人，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姿态介入社会现实，为整个思想界带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霍克海默的思想领导力，不仅体现在“破旧”，即对实证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上；更在于“立新”，即确立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思想。1947年，霍克海默系列英文讲稿结集出版，即《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在著作中，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工具化”是理性逐步被工具化的过程，是理性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活动而变化的动态演绎进程。随后，这部英文版著作被施密特（Alfred Schmidt）翻译成德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经过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解读并广泛传播，被视为霍克海默思想的一个关键词。哈贝马斯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其是在施密特文本翻译的基础上，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阐释“工具理性”的。深入理解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能够使我们明晰理性如何被工具化，以及“理性工具化”如何被翻译和阐释为“工具理性”。在学理的角度上，霍克海默继承了唯物史观和强烈的批判意识，把法兰克福学派归入了一个大写的批判理论之下。霍克海默基于非同一性原则上对“理性工具化”进行否定性批判。这种否定性批判，不是向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桃花源”的回归，而是立足现实之上对理想的一种坚守。这种否定性批判，不是非理性主义个性的彰显，而是从精神家园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去反思时代的问题。霍克海默将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合理化概念有机结合，试图从理性根基上为异化的社会现实开出一剂药方。站在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阈中，从《理性之蚀》到《工具理性批判》，我们能够明白理性何以“消蚀”，以及“理性工具化”和“工具理性”的区别和联系。

一   理性何以“消蚀”：理性被工具化

时间的历史性脉络梳理，敞开了空间的延展性。霍克海默对“理性工具化”问题的研究，始终强调对空间的具体性、确定性的把握。对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问题的阐释，不仅仅要明白理性的西方哲学史演进逻辑，更要把握历史背后的思想。如此，才能使问题成为时代的格言，才能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历史性的接续，思想性的再释，是基于认真的反思和严谨的批判态度之上的。

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两方面，对理性的内涵做了解读。理性，“一直都是与主体的思维能力有着本质性关联……表示它的所有词语曾经都是主观性的表达”^[2]5。理性被古希腊先哲视为宇宙秩序的象征，具有创造性和规范性的力量。认识是为了排除人与客观世界的“生疏性”^[3]378，从而达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元平衡。理性具有主观目的性，更是“被设定为直接从属于目的的客观性”^[3]391。理性通过客体的“道成肉身”，达成既定的目标，客体自觉不自觉间成了“理性工具化”的作用对象。理性处在昏暗的“隐蔽状态”^[4]321，被隐藏了光辉，如同月球之蚀一样。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工具化”是理性像月亮一样被遮蔽，其最终会得到扬弃。

主观理性，表示的是人之灵魂所具有的反思客观秩序的能力，人通过分类和推理，去追求至善的境界。理性的希腊词源，“逻各斯”（Logos）或“努斯”（Nous），表达一种言语的主观性能力。理性是破除神话的批判性媒介，古希腊先哲通过理性谴责神话的虚假性。神话思维方式被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所取代，而概念思维被构架为与宇宙秩序相关联，使得主观理性具有了客观创造性能力。客观理性即理性的客观性，与古希腊先哲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的二元分界紧密相关。超现实世界的普遍法则，规范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塑造着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理性，是连接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的桥梁。理性不受人类现实利益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客观理性这种介于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之间的独立性特征，为“理性工具化”带来了隐患。一旦超现实世界由于其虚幻性被抛弃，理性将失去其客观性依据，并由此产生了危机。客观理性本身也表示人的主观反思性能力，客观理性最初和主观理性并非相对立。主观理性内含于客观理性，是客观理性的部分的、有限的表达，“只是其中有限的部分”^[2]4，这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人们所理解的主观理性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主观理性只关注目的，目的本身也具有了合理性。

康德通过知性为自然立法，“知性不仅仅是通过显象的比较为自己制订规则的一种能力，它甚至是为自然而立法”^[5]142，由此，“一方面，以人类理性的先天认识形式保证知识和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理论理性（认识）划定了界限，禁止知性范畴被非法地运用于经验范围之外，从而为实践理性（道德）留有余地”^[6]。康德以划界的方式解决了理性的危机，从哲学高度论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非理性的“物自体”给黑格尔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认识不是对无形式之物的赋形（就像在康德那里一样），而是概念的统治一切的运动，也就是逻各斯的自身透明化。在概念穿透和扬弃所有与它相异的东西并到达自身之后，便获得了真正完全的明晰性。这种逐步的自我穿透之路，是在认知的、有意识地行为的自我与其‘对象’之间的区分之中进行的运动”^[7]13。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正是对理性即逻各斯的自身透明化这条认识道路的陈述，“理性”作为思想、作为思维，正提供了这种透明性。“理性”是“赋予人的一种直觉性的、从不犯错的、使人走向澄明的理解……黑格尔的现象学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应该属于逻各斯－传统，这不仅仅是就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而言，而主要是就逻各斯和努斯的力量必须提供彻底的透明性而言的”^[7]14。为了克服康德先验理性的主观化倾向，黑格尔从绝对理性方面加以探讨。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本来就是理论理念和实践理念的统一，两者每一个就其自身来说，都是片面的”^[8]529。黑格尔用辩证法将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使得思维在自由的海洋中遨游。

德国哲学建构的形而上学，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夯实了根基，却也带来了“理性消蚀”的隐患，具体表现为权力和科技被异化，更为严重的是知性思维的工具化，使得人成为“理性工具化”的作用对象。从理性发展的脉络到理性危机的消除，从重塑理性的标准到重建理性的权威，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折射出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现实的人文关怀。“理性工具化”命题，是霍克海默对理性主观化带来的理性危机所做的判断。理性成为了“认识目的、决定目的的工具”^[2]7，而非仅仅是手段和目的。主观理性的“工具价值”被应用到工业化大生产中，成为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性工具化”使得理性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不自觉成为一种工具，失去其原初的功能。理性“物质性”的外观，难免使其沦为一种拜物教，进而披上“合理化”的外衣，麻醉和统治着人们。可见，正是“理性工具化”导致理性的消蚀，而如今学者大加批判的“工具理性”，早已远离了霍克海默的原意。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文本的翻译偏差，由此我们能对“理性工具化”和“工具理性”加以明确区分。

二   从《理性之蚀》到《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工具化”被翻译和阐释为“工具理性”

1967年，施密特把英文版的《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翻译成德文版的《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并把它和“战后演讲录音”一块编辑出版，即《工具理性批判：战后演讲录音》。2007年，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单行本面世。关于文本考证问题，王凤才^[9]在《<工具理性批判>与<理性之蚀>关系考》一文中认定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即为英文版《理性之蚀》的德译本；而英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是霍克海默的“战后演讲录音”，即“1949到1969年笔记”之选集，与德文版《工具理性批判》没有任何关系。施密特翻译的“工具理性”是否精准理解了霍克海默的原意？哈贝马斯如何解读“工具理性”？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我们就要深入挖掘“理性工具化”相关的文本。

在《理性之蚀》第三章“自然的反叛”中，霍克海默首次且是唯一的一次，以英文的形式运用“被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一词，分析了“理性工具化”的原因，讨论客观理性逐步被主观化所带来的危机，并对科学技术生产带来的理性危机与社会群体抽象性压抑做了探讨。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通过阐述理性、自我持存与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理性的超验性能力如何使得人们从不断追求善的境界到轻易而举的僭越自然。理性的危机，使得人们逐步割裂了理性与客观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导致理性逐渐丧失了规范性和创造性力量，而仅仅沦为一种主体自我持存的工具。

在霍克海默看来，“理性被工具化”使得理性“越易于为意识形态的操纵服务，为最明目张胆的谎言效劳……那些与传统人道主义价值相对立的私人的经济利益，引起了理性的盲目性和无能为力”^[2]32-33。霍克海默强调，批判理论对于理性的批判就是为了揭示当今不合理统治的基础，即“理性被工具化”。“破旧”之后在于“立新”，霍克海默赋予“理性”新的内涵，即通过批判传统理论和传统科学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和盲目辩护，使理性恢复其独立自主性，重新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判断的能力，以保证社会的合理化改造。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和现代科学已完全丧失自我批评的能力，完全歪曲了理性的面貌。理性，一方面成为传统理论家和科学家向统治阶级献媚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成为统治阶级掩盖其不合理统治的工具。理性只有重新扛起真理标准的大旗，才能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所从事的批判工作，就是为了保证理性的纯洁性。

“理性工具化”和“工具理性”的区分在于，前者的英文（instrumentalized reason）在文中具有被动意义，而后者的英文（instrumental reason）难以全面表达霍克海默的原意。霍克海默内心渴望重新确立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类正确处理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10]。我们发现，霍克海默从未提及“工具理性”，他原本并不希望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把工具和理性组合起来的“工具理性”，已经偏离了他的思想。叔本华^[11]10也曾分析道：“作为工具的并不是哲学。”真实的理性已经隐身，而打着理性旗号大行其道的是理性的替身。

哈贝马斯参照施密特的德文翻译，结合自己的理论需要对“工具理性”进行阐释。古典社会学家韦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社会理性行为划分^[12]31-32，启发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合理化是“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13]142，他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对韦伯的理论进行补充。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眼中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对立，是因为霍克海默把韦伯的“目的合理性”和“主观理性”等同了起来，如此才有了“工具理性”。从“工具理性”概念本身，哈贝马斯找到了“交往行为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据。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出发，哈贝马斯认为决定物化意识结构的是“工具理性”^[13]362，“工具理性批判”缺失了对交往的社会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维度，交往理性则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交往理性“直接介入到它应当加以捍卫的结构化过程当中”^[13]380，在个体相互理解的前提上对社会进行整合，从而克服了合理化的难题^[10]。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概念被哈贝马斯解读为“工具理性”，不仅是因为施密特的翻译偏离了霍克海默的原意，更是哈贝马斯对理性内涵再阐释的过程。哈贝马斯的拯救方案不仅仅在于单纯的否定理性自身，而是结合他所生活的年代提供的语言哲学研究范式，重新构筑一种克服物化现实的理性，即交往理性理论，而理论自身却充满着现实人与人交往中无法实现的理性化规定。

通过以上梳理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康德、黑格尔如何对理性进行诠释，进一步探讨了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如何基于理性对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的基本认知和研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山掌门”和“重要骨干”，霍克海默的思想领导力一度被学界忽视，尤其是很少有学者深究“工具理性批判”是否符合霍克海默真实的思想。就《理性之蚀》文本来说，是英语、德语和中文三者之间经过不同语言翻译之后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可能就会造成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作者的原意，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强调要重视一手资料的重要原因。数年来，汉语学界翻译和研究霍克海默著作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由于霍克海默思想的复杂性和语言的晦涩，一些重要的文献译文难以找到。如曹卫东教授1997年在编撰《霍克海默集》时曾经坦言，他们有意忽略了霍克海默有关权威和专制的心理分析文章，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由于它们比较复杂^[14]3，这些文章更是研究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思想的重要文本。虽然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较为全面反映霍克海默思想面貌的文本，无疑会加深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了解，更能提供广阔的研究资料来源。准确把握文本原意之后，我们将进一步对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思想做批判性分析。

二.   对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问题诊断的批判

194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姊妹篇《理性之蚀》和《启蒙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创作之初，著作被设想为在纳粹统治的社会情境下的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但随后当法兰克福学派迁移到美国之后，新的情境带来了新的有待分析的问题，整个社会所呈现出的是一部资本主义统治下理性“消蚀”后所导致的“战争与和平”。从讨论启蒙的概念到启蒙在当代的发展样态，从文化工业的生产模式到政治上的“反犹主义”，霍克海默探讨了这种看似非理性主义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理性自身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理性工具化”问题做出诊断，即启蒙自身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启蒙，英语的表述为enlightment，法语的表述为lumières，其代表着一种澄明的状态。正因为人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上帝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的上帝趋于死亡，理性的澄明带来了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严格说来，“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被理性生产出来的一种强制的力量。霍克海默所看到的启蒙理性，正是这个已经被架上进步强制的高速公路之上的启蒙，这是被片面化了的启蒙精神，它抽象了理性的丰富性，仅仅保存了被工具化的理性的启蒙，这一启蒙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表达这个世界。对于如何解决“理性工具化”问题，霍克海默提供的方案是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但“社会批判”毕竟无法代劳社会变革。

一   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理性与宗教的论争，使理性在精神领域丧失客观性；资产阶级自我利益的不断膨胀，使理性在现实领域丧失客观性。“理性一旦放弃了自治权，就成了一种工具”^[2]14。霍克海默认为，人类理性，就其处于现阶段为统治阶级所控制的范围内，往往为人类制造种种有关现实合理的幻象——人们自己在制造这些幻象，却又自我陶醉和自我迷惑，使这个幻象披上了越来越精致的、虚假的“合理”外衣。“理性工具化批判”就是要不断揭穿理性本身同历史上某一特定的统治阶级的神秘关系，使理性真正地脱离开某一阶级或某一集团的操纵，由理性自己来自我判断和自我确定。理性能否重新成为评判真理的标准，这要看它能否重新获得自我批评的能力，能否摆脱统治阶级的控制。唯有恢复理性的权威，保证理性的纯洁性，以理性作为标准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才能使人类社会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统治自然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把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从理性原初意义来看，客观理性转变成主观理性的过程，是理性的主观化或工具化过程。从主观理性的角度看，“理性是精神的一种主观性能力”^[2]4。理性，是寓于主体中的智慧，更是某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客观世界，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它不以个人的好恶、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可见，理性是主观的，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合理的力量。一方面，作为认识或实践的主体，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人头脑中的主观思维概念，通过外物得以客观化；另一方面，客体在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逐渐被主观化，它通过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以及非理性形式如情感、态度等主观特有的形式反映出来。霍克海默的理性观，同对于社会的总批判紧密相连。总批判既要关心现实的社会生活需要，又要同实用主义相区别；既要同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真理观划清界限，又要防止自然科学技术中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倾向。霍克海默理性观最本质的东西，是使理性成为人类实现社会合理化的真正批判的武器。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的焦点问题就是异化的机制，科技异化、权力异化、生产异化是不同方面的异化表达。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科技理性、技术专家治国论以及科学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批判，尽管充满着穿凿附会之处，但无疑也是一种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的深刻的片面，由此使人们警惕科技异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5]。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通过资本积累，更是用意识形态冲突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资本积累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意识形态是主体再生产。从一般历史哲学叙事的角度看，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主体再生产的关系问题。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实现的转向在于，无需向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从商品经济的生产过程出发来理解颠倒，而从更广泛的抽象关系再生产揭示所遭遇到的新问题。马克思从商品经济架构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霍克海默判定大众文化被市场化、商品化、经济化之后， 麻醉和欺骗人们，由此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悖论在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丧失，即“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被使用了”^[16]146。文化与广告的混同，使得广告在垄断下越显得毫无意义，就越变得无所不能。文化的主导性力量是否已经超越经济架构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遗留的问题。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偏离了经济架构的维度。

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的缺陷在于缺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经济的领域抽离出来，仅仅停留在理性的王国打转，把“理性工具化批判”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高形式，无助于恢复理性的权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以全面的“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才有可能重新确立理性的地位。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17]94在反思被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广泛运用的异化逻辑时，揭示了在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复归”逻辑的普遍性。异化与复归的逻辑最终都将很容易便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逻辑本身已经失去了它固有的批判力度。那么，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所具有的激进性力量，也只剩下了一个，即乌托邦的设想自身是激进了的。霍克海默对摆脱异化枷锁重建理性“这样一种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向往，对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憧憬”^[18]，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的希望的乌托邦。可见，仅仅依靠理性标准对社会展开全面批判远远不够，更需要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

二   “社会批判”无法代劳“社会变革”

批判在马克思的语境当中，并不完全意味着否定，还有澄清前提和划清界限的意涵。针对未来向何处去，马克思是建基于“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基础上的。新思潮的优点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进而创造新世界，而非“教条地预期未来”^[19]7。不同于外部批判的指责，马克思深入到资本结构内部去批判。马克思基于历史性的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完成了抽象的商品的设定。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讨论，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的颠覆，也是资本主义充分展开自身的过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用他的哲学惊醒了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并以如此真实可行的方式去敞开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看，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一种实践的哲学，更是一种哲学的实践。哲学家解释世界各异，“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140。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其任务“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寻找解决冲突的手段”^[21]545。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客观的分析方式揭示出资本逻辑所包含的血泪剥削史，并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方式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理性工具化”问题进行批判，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是一种批判上的缺失。当今金融平台资本蔓延，资本逻辑无处不渗透，文化正在逐步被资本化。马克思以“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作比喻，形象说明了资本不仅把一切的生产关系置于自己强有力的控制之中，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 ^[22]31。资本犹如普照之光，“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2]31，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2]31。当今资本的金融化与虚拟化，缺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体经济中资本的本质性规定，但实际上不过是实体资本的极限化演绎。霍克海默批判理性被工具化，揭露了它被统治阶级利用的现实。但是，霍克海默自己也没有摆脱对于理性的崇拜，因为他相信理性具有内在的和客观的能力来进行合理的批判。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霍克海默所说的理性的批判究竟由谁来执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吗？理性的标准该如何界定？在人类历史浪潮中，从未存在过绝对的和抽象的真理标准，而具体的真理标准又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同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同时，仅仅依靠理论的批判，不可能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加以有效的改造，撼动不了不合理统治的根基，因为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绝不会轻易地放弃现有的一切。“理性工具化批判”是对理性自身被工具化进行的辩证批判，通过对理性如何一步步消蚀表达对理性重建的诉求。理性的权威与改变现实的无力，理性批判力量的强大与理性标准的界定的模糊，是霍克海默思想的局限所在。

霍克海默认为，对“理性工具化”的批判不应该寻求只对某一阶级有利的方案，即使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从认识论维度来看，霍克海默反对主客体二分法，坚持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说，同时人的主体性被片面地摆到了新的神话的地位。霍克海默建构的批判理论提倡主体与客体间“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反对立足于本体论的一元论，是康德式“调和”概念的发扬。仅仅停留在理性本身的纯粹王国里，听任理性自己来判断，这才是理性独立自主的表现，而这恰恰是霍克海默曾经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这是他难以解决的主体与客体矛盾最生动的体现。从方法论维度来看，霍克海默坚持一种 “冬眠式”的艺术美学解放之路，进而导致所有精神的和意识的解放都将最终落空^[23]。可见，物质生产力的解放，是精神的和意识的解放的前提条件。唯有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并在“社会批判”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才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光明大道。这样一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再批判的思路，既衔接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方法，更启发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理运用理性解决资本治理难题的反思。

三.   合理利用理性解决资本治理难题

沿着“古希腊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理性发展脉络，霍克海默不可避免地在“理性之蚀”中体会到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无力感。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试图重建理性的标准和权威，这种弥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浪漫情怀，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延续至今，仍然作为一种理论特质，渲染着他们的理论底色。他们只是试图以一种断裂性的思维方式去构筑一个与异化了的现实截然相反的世界，而马克思则是以继承者的姿态，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全部文明成果，作为走向未来的前提条件。两者之间的差异，绝非仅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层面上的。正是这一差异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骨子里所蕴含的挥之不去的软弱性和非现实性。

社会现状在批判主体的否定当中，呈现了一个不断被改造和革新的过程，批判主体所实现的介入，将是一个否定性的介入。批判理论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解释和阐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恰恰在于揭露其不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探求一条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霍克海默眼中的“理性社会”究竟是什么？甚至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让社会达到人所特有的“理性”规定？批判理论总是以否定性为原则，在批判当中试图与一切既有的理论保持距离，但独独认为与理性一致是无需批判的真理呢？当我们提出这样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发现批判理论自身的软肋，它试图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理性之蚀”。现代的科学与民主都以理性为自身的标准，那些被批判理论指责的传统理论，其实只是理性的另外一张面孔而已。可以说，正是因为霍克海默所敞开的这条批判理论的分析路径，最终让批判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一种自我否定。

霍克海默强调，真正的革命实践“取决于对以麻木不仁的面目出现的理论的拒不妥协”^[14]78。在霍克海默看来，世界的人们对其不断创造出来的现成事物的神话般地、科学般地尊重，最终变成了一个确凿的事实，即“对于革命幻想而言，这种尊重筑成了压迫者的坚实堡垒” ^[14]78。革命幻想在历史趋势中演变为一种乌托邦主义，进而成为人们心中空洞的信仰。启蒙的适应性机制，作为一种单纯的建构手段，“就像他的浪漫主义之敌所责难的那样，是颇具有破坏作用的” ^[14]78。启蒙要想成就自身，“只有扬弃盲目的统治原则……只有具有这种铁面无私的理论精神，才能最终成为不屈不挠、善始善终的进步精神”^[14]79。

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之初是个坚定的批判者，遗憾的是他最后却背离了批判理论的初衷。其晚年对革命思想的背离，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挽歌，更是其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充分暴露。霍克海默沿着唯物主义的路线，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构筑批判理论的大厦。批判理论的背后，隐藏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当霍克海默发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从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他不再单纯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而是把理性作为主体，对“理性工具化”进行批判。霍克海默作为发展着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创造者登上舞台，最后却放弃担当管控世界批判者的角色，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对科技的政治化极权主义作用提出了严肃批判，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对科技的宰制推衍着科技对社会与人的宰制，并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夙愿。霍克海默从资本逻辑的理性化运作机制出发，通过批判资本与科技的联姻，为资本主义批判开辟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一大经验视角，即技术异化。这就为我们解决当下的资本治理难题，尤其是应对资本和科技结合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资本的力量不仅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还迫使自然界蕴含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可以说，“相比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异化程度更加严重”^[24]。不仅如此，在理性的指引下，资本既要克服狭隘的民族偏见，又要打破自然对资本积累的限制。随着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将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进行重新整合，并且以此形成新的生产部门，进而刺激人们进行新的消费。资本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不断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使生产趋向多样化，逐步扩展为世界性市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世界市场渐渐被纳入资本市场体系，理性越来越显示出其威力，但同时也越来越体现出其主观性和个人主义的性质。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吸收个人发明创造成果的产物。同时，工业越吸收个人理性的合理产物，资产阶级越扩大自己的权威，越加控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如何合理运用资本就成为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和现实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1]17。新时代我国进入复杂的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的现代化是三期叠加的现代化，即前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综合。借鉴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结合中国语境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合理利用理性解决资本治理难题，无疑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新的时代情境下，“理性被工具化”不仅体现为传统人造物对人的枷锁和控制导致人失去真正的自由，而且体现在超越人类理性认知范围内的“物自体”的困扰，如人工智能等高级人造物的自由意志问题等等。从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对理性的“再启蒙”向度，探讨当代中国解决“理性工具化”问题的思路，要平衡疏通理性结构为诊治现代性提供出路，同时以辩证理性的态度在实践中从自发走向自律自觉^[25]。霍克海默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理性服务于资本的情况，因为理性一旦依附于资本，就会丧失其独立自主性，它自己不再考虑为人类进步服务的目的，只一心想要满足资本的需要。然而，它越盲目，越被人们所崇拜，越发挥其否定的作用。

在霍克海默看来，理性服务于资本，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资本与科技的联姻导致“理性被工具化”。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在于科技没有使人类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境地，而是堕落到新的野蛮状态，“现代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16]1。霍克海默在警醒人们，科学日益进步，理论素养却可能不断衰退，科学和价值也许会渐行渐远。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普及，技术异化的力量对人的压抑似乎并没有收敛的趋势，反而有扩张的威胁。人工智能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日益显现出对人的取代作用。这种作用从最初人工智能产品在纯粹物性方面体现出明显高效于人力的功能，到代替人的双手，承担一定的工作，再到与人进行仿真交流的对话模式，直到未来可能产生类人型的超级智能。人工智能在全面占有人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正在引发占有人的本质问题，即人工智能愈发引出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选择的主体力量。人工智能并不必然单纯带给人以便利，同时也滋生和深化了人对物的依附依从态度，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被更深层地遮蔽和隐匿，由此引发人们对这一技术异化程度加深的本源与动力的深思。科学技术已经进化为当代人工智能的高端级别，外显为技术异化的内在本质。由此，“理性工具化”使得理性的解放作用被消解，仅仅在技术效能的狭隘的空间里徘徊。

对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问题的探讨，并非仅仅是抽象思辨的理论理性问题，而是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实践理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发生于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实现自身社会转型的特殊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势现代化的外部背景下展开现代性诉求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各种生产生活矛盾及其现实问题，成为产生更加复杂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深刻背景。研究霍克海默的“理性工具化批判”，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新进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前沿性把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坚持主体自觉和意识自觉，积累从中国视域看待“理性工具化”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经验。在关照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同时，不断确立作为历史使命和理论使命完成者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应中国当代语境和当代状况中提出的新问题。认清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律和历史效果，充分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各种问题的真相与迷思，坚持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再批判立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6]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运用理性治理术诠释资本逻辑，依法规范和引导五种不同形态的资本健康有序发展，摆脱资本治理困境，解决资本治理难题，从而开拓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中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