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列宁^[1]39在《卡尔·马克思》一文曾鲜明指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第二个转变而言，“共产主义”究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不成熟”“不科学”的共产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德法年鉴》时期的未来社会理论“不成熟”^①。上述结论进一步延续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不少学者通过探究《手稿》未来社会观^②的论证方式，质疑《手稿》未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他们指出，在以《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不是从经济学而是从哲学考察、阐发未来社会理论，他无法揭示未来社会的现实途径、现实力量，青年马克思^③的未来社会观“不成熟”“不科学”。

在国外学界，法国学者科尔纽肯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将《导言》的共产主义理论看作缺乏经济学论证的抽象看法。他指出，马克思没有详尽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他将无产阶级看作“辩证的反题”^[2]655，将思想家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看作“思想和行动的结合”^[2]655。当时的马克思并不熟悉政治经济学，他对哲学作用的过分强调表明他尚未完全克服唯心主义，他对现实的教条主义批判说明他不懂得“经济发展本身怎样才会引起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2]592。在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看法。譬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写作《导言》之时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主要从哲学而不是从经济学论证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不成熟”“不科学”的“哲学共产主义”^[3]19。这一观点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相关阐述（恩格斯^[4]284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为依据指出，马克思在《导言》的论证与恩格斯的上述说法恰好相反，在文中，马克思从“有关时代的哲学”^[3]20而不是从“有关时代的经济”^[3]20中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这没有达到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高度。以上看法都经由“经济学论证的缺失”阐明青年马克思未来社会观的唯心主义立场和“不成熟”性质。还有学者立足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考察《导言》未来社会观的性质。譬如孙要良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导言》还未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没有形成”^[5]。

除了质疑《导言》未来社会观的科学性之外，也有学者对《手稿》未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质做出否定。他们虽不否认《手稿》关于未来社会观的经济学论证，但他们倾向用经济学论证的局限性论证未来社会观的“不科学”。譬如：熊子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前后的共产主义理论不能算是“成熟的”“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对“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还没有完全从经济理论上作科学论证”^{[6] 77}。针对上述观点，他做出更为具体的解释，“马克思这时还没有科学地揭示资产阶级剥削产生的秘密”^[6]147（没有承认劳动价值论，也没有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运动规律论证无产阶级革命。

正确认识马克思在1843—1844年未来社会观的论证方式对科学评价其未来社会观的性质和地位意义重大，这里涉及三个尚待澄清的焦点问题：一是从哲学角度阐述的未来社会观是否必然“不成熟”“不科学”？二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是否缺少对未来社会观的经济学分析？三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否是科学未来社会观形成的唯一条件？本文将立足于《导言》《手稿》等早期文本，力图澄清上述问题，以期恢复马克思早期著作未来社会观的思想原貌和早期著作应有之地位。

二.   哲学角度阐述的未来社会观并非“不成熟”“不科学”

马克思在《导言》中确实将哲学视为论证未来社会观的重要方式。譬如他在文末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7]18。但是，未来社会观的哲学伦理取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未来社会观“不科学”。

一   哲学的论证方式不能直接否定理论内容的科学性

一方面，论证方式不能直接决定理论内容的性质。论证方式之于理论内容是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并不属于理论内容，不能由其直接得出理论是否科学的结论。一般来说，出于充分论证的考虑，同一理论往往被允许甚至鼓励从多重角度进行阐述，但不同的论证方式只影响理论结果的呈现样态，并不会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质。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频繁使用哲学表述，但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是否意味着偏离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观的科学性质？事实上，马克思在1843—1844年通过哲学的论证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观的主要思想、核心观点。譬如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哲学论证揭示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现实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意义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概念阐明了未来社会的人际关系、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等基本特征。此外，他还运用异化劳动理论探究了未来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事实上，哲学论证不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是马克思中后期著作不可或缺的阐述方式。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频繁使用“异化”“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概念，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性、剥削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辩证法等理论分析工具并没有因其属于哲学范畴而受到排挤。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能因为马克思采用哲学论证就将其未来社会观定性为“不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只是分析问题的不同工具，它们之于未来社会观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另一方面，恩格斯本人并未对未来社会观的哲学论证持否定态度。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反复强调哲学在科学社会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和英法经济、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8]495，它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在1891年柏林版序言添加的脚注中，恩格斯指出，德国要想产生科学社会主义，除了必须具备发达的经济、政治关系之外，还“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8] 495}，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中的重要条件。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恩格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提出了德国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点贡献：其一，德国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哲学就不会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其二，德国哲学增强了德国工人的理论修养感。一旦工人的理论修养感增强，工人运动将得到有效组织并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9] 217}。

二   恩格斯的论述不能证明《导言》未来社会观哲学论证的非科学性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从经济学中去寻找，从哲学中寻找是不合理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点：其一，恩格斯在此阐述的对象是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观。如果学者坚持认为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间接探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对恩格斯原义的理解未免牵强。其二，恩格斯明确指出他考察的是“终极原因”，那么何为“终极原因”？它其实就是指起决定性作用、具有根本意义的因素。这里，恩格斯仅强调，经济因素而非哲学因素是考察历史变革的终极原因，并未说不能从哲学角度考察历史唯物主义或未来社会观，不能不加以辨析就断言由哲学论证的理论“不科学”“不成熟”。有学者却将恩格斯的上述结论作为前置性条件，论证《导言》共产主义思想的非科学性。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主要还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不是‘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 20}。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德国落后的经济现实决定了对德国的“副本”式批判。在《导言》中，马克思在结束了对德国的宗教批判后并不主张直接探讨“原本”，即经济事实，而是主张考察“副本”，即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7]4。可见，马克思在《导言》中首先批判德国哲学，这是他在考察德国现实之后的主动选择。正如他所说，德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于同时代的英、法两国，但它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7]9，要从德国自身的优势即哲学出发进行批判。马克思通过分析德国的经济形式指出，德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未充分发展，阶级矛盾也没有充分显现，对德国进行经济批判没有前提。马克思还通过对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特征揭示了德国落后经济的具体表现：其一，前者是社会统治财富，后者则是私有财产统治国民。其二，前者将消灭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后者却将垄断发展到终极。其三，前者已经涉及解决问题，后者才涉及冲突。

第二，《导言》并非完全没有关于德国的经济分析和经济考察。譬如马克思在对德国关税制度进行批判时指出，“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7]8。这里，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表现在德国的全部发展并未超过其政治发展。除了考察德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之外，马克思还立足于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考察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在这一问题上，塔克^[10]105认为《导言》的无产阶级形象来源于书本，马克思不是通过对当代工厂状况的观察、不是通过与工业工人和工作的实际接触获得这一形象，“在马克思心中，人成了无产阶级”。塔克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导言》中的“无产阶级”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7]17的经济概念。马克思虽然仍在使用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术语、概念，但是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却是全新的，他在《导言》中主要从哲学角度考察德国的现状，这由德国的实际情况决定。

第三，《导言》并没有提出“革命的根源在于哲学”这一观点。有学者引用《导言》文本（“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7]12）指出，“德国革命的根源在于哲学”这一观点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导言》的未来社会观“不成熟”“不科学”。上述观点对文本存在以下误解：其一，文本的原意是“哲学代替宗教成为革命的起点”而非“革命的根源在于哲学”。这里，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宗教批判一旦结束，哲学革命便成为德国革命的前提，他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即马克思的哲学学说。但是该观点却将其解读为：德国革命的根源不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解，根本原因在于它混淆了“起点”与“根源”两种表述的不同蕴意。事实上，二者存在根本不同。前者（即起点说）以时间为线索、以德国的现实为出发点，提出德国革命首先从哲学开始，这与唯心史观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唯物史观并不排斥首先进行哲学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后者（即根源说）主要强调哲学革命的重要性。这里，哲学革命在一切革命中起着根本性、第一性的作用，它决定其他革命因素的发展和消亡，体现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难看出，二者强调的内容有所侧重，不能由前者推导后者，更不能据此判断“《导言》尚未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其二，上述观点谈及的“哲学革命”只是《导言》展现的革命学说的一个方面。除理论革命外，马克思还揭示了革命的实践类型即无产阶级革命。比如《导言》指出，必须要通过“有原则高度”^[7]11的实践实现人的革命，这里的实践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他在阐述理论批判和实践的关系之时也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7] 11}。这里，马克思虽未考察“生产力”，但他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即理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革命形式。其三，马克思还肯定了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在对“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进行批判时他指出，该派尚未认识到哲学只是现实世界的观念补充。“补充”即补充说明，这一表述足以证明当时的马克思已明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认为理论依赖于实践，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导言》并未提出“革命的根源在于哲学”这一观点。

三.   青年马克思未来社会观并不缺少充分的经济学论证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早期著作没有完全从经济理论上对未来社会作科学论证，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观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④。事实上，马克思在1843—1844年就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做了系统、全面的经济学分析。

一   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经济学论证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经济学论述主要呈现在《手稿》中。他摘录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私有制社会的实证材料、研究结论，揭示了工人的社会地位、生存境况，指明了构建未来社会的主体力量即工人阶级。譬如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在研究工资的过程中考察了工人悲惨的生存现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工资极低。马克思借鉴斯密的工资理论提出，对工人而言，“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7] 115}，是工人在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状况下才能得到的工资。对工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最坏的。如果社会对商品的供给远超于需求，资本家会减少、停止该产品的生产并将全部资本转向其他生产领域，工人将遭遇失业或饿死。马克思还通过预设社会财富的三种状态进一步考察工人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的状态，工人将遭受最大的痛苦。如果社会财富处于正在增长的状态，资本家的激烈竞争将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这种看似对工人有利的情况实际只会给工人带来灾难。如果社会处于最富裕的状态，“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7]121。可见，在私有制社会，工人的悲惨境遇决定了工人阶级是唯一的彻底革命的阶级。马克思^{[7] 154}直接指出：“为了经受住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

二   对资本家和无产者阶级矛盾的经济分析

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未考察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他们立足于抽象原则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并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实现未来社会的必然性。他将私有财产的关系看作劳动、资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运动形式分为三种，即二者统一、对立以及各自同自身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客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抗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7]172。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在于资产者和无产者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在于二者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7]151。《手稿》还指出资本和劳动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这里，马克思的关注点虽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但他明确、清晰地概述了社会生产从起始、增加、过剩到衰落的全部过程。可见，马克思也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

三   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剥削实质的经济考察

如上所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关系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Ⅰ”中对此做出充分讨论。借助于舒尔茨、斯密等人的考察成果，他从两个方面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剥削关系。一方面，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体现在二者收入的不平等。马克思依据实证材料对比了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和工人的收入。他指出，假设产品的市场价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占产品的三分之一，资本家的利润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挣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7]122。不同于资本家的高额、稳定的工资，工人的工资具有仅满足物质生活消费的单一性和易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影响的变动性特征。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还体现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7]124一样，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首先，紧张劳动侵害工人的身体、智力。马克思摘录的舒尔茨在《生产运动》的描述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7]126。其次，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工人。马克思以英国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了各工业国家普遍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经济事实。他指出，从棉纺织业使用机器的最近25年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而增加到每日12-16小时”^{[7] 125}。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尽其所能获得最高利润,机器的普及和推广并未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这里，马克思^[7]126引用了舒尔茨关于法国的调查数据：“在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日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已。”

综上所述，马克思早期著作采用的“无产阶级”概念是来源于事实的经济概念，而不是来源于书本的哲学概念。青年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经济地位、资产者和无产者经济关系的考察，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立足于国民经济学的经验材料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分析和总结，这当然也属于他本人的经济研究。马克思早期著作虽尚存人本主义的概念、术语，但必须明晰：其一，《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其二，人本主义论证与经济分析并不矛盾，二者相互辉映、相互补充。其三，就经济论证和人本主义论证的主次而言，经济论证为主，人本主义论证为辅。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从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事实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他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但他本人在文中多次强调，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哲学分析仍以国民经济事实为基础。譬如，在这一节开篇他指出，“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7] 155}。可见，经济分析是《手稿》论证未来社会的主要方式、重要路径。

四.   剩余价值学说并非科学的未来社会观形成的唯一条件^⑤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1843—1844年还未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他对“两个必然”的论证“不科学”“不成熟”。这一结论源自现行教科书甚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唯一条件”，学者们用以论证上述观点的文本依据主要有三处：其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由于这两个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8] 546}。其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剩余价值学说的意义时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剩余价值规律）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4] 212}。其三，在《卡尔·马克思》中，恩格斯反复强调，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两个重要根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上。在具体阐述这一论点时，学者们的分析、论证具有一致性，他们往往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雇佣劳动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加剧了无产者与资本家的阶级矛盾，只有通过物质的、革命的手段即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真实处境和悲惨地位。工人阶级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群体，是最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的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变革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未来新社会。以上是现行教科书对上述观点的解读，剩余价值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者直接断定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唯一条件，并将其作为评判马克思未来社会观性质的根本标准，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包涵多个层次、囊括多个要点，剩余价值学说对未来社会观的上述贡献仅是未来社会观内容的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每一个方面并非都要依赖于它，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与社会主义观的科学化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一   说法本身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国内学界的流行看法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唯一条件。但剩余价值学说真正形成于《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中并未阐述剩余价值学说。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尝试用“独特”的解读技巧和论证方法化解这一矛盾。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之前，社会主义经历了科学假说的阶段。《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但并不意味着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科学的“完全转化”。该学者还以自然界中的大量事实作类比提出，“某一新物种诞生的标志并不等于已在整体上完成旧物种向新物种的转化”^[11]。这种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它将质变与量变混为一谈，将理论的完备性直接等同于理论的科学性。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可能是对以往学说的“局部性”的否定，但“局部性”的否定与“根本性”的否定并不互斥，前者涉及数量增减的量变，后者则涉及事物性质根本变化的质变。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意指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质变，不能用量的变化否定质的变化，也不能用“转化的完备性”否定“诞生”的理论意义。这种自创的“假说”说法无法成立。

二   剩余价值学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唯一条件

毋庸置疑，恩格斯肯定剩余价值学说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但他并未提出只有剩余价值学说才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一方面，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理论成果，本身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观。在论证未来社会的过程中，它是论证实现未来社会的必然性、主体力量和现实途径的手段、工具，是加速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外部因素，它并不决定马克思未来社会观的性质。另一方面，论证方式本身具有替代性，同一种理论内容可由多种论证方式阐明、表达。剩余价值学说对于科学未来社会观的理论意义并非不可替代，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通过其他论证方式揭示出同样的内容。譬如《论犹太人问题》就已提出，当代的普遍问题并不是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而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12]。再比如在未来社会的现实力量方面，他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论证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在未来社会的实现途径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事实提出要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即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走向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和资本的矛盾一旦达到极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将灭亡。可见，以上内容可完全代替剩余价值学说之于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观的作用。

五.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未来社会观的考察，我们可以对学界三个焦点问题做出回应：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从哲学层面阐述的未来社会观并非“不成熟”“不科学”，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通过经济分析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剩余价值学说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条件。事实上，青年马克思未来社会观不是“不成熟”的“哲学共产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其性质与马克思后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并无实质差别，应重估、恢复马克思早期著作未来社会观应有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