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1]，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思想中浓墨重彩的文化篇。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40。兴文化方兴国运，强文化才强民族^[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透彻洞悉时代脉搏和历史走向，把思想文化工作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文化思想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拼图，就像一杆大旗，号召社会各界一齐向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冲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桥梁，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成共同体，建构了胸怀天下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4]。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内核的同时，融通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清晰的实践指向，饱满的理论价值，并勾勒出宏大未来图景。

一.   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到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重要阶段，“新的文化使命”包含了深刻丰富的内涵，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新使命。文化繁荣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需的基础环境，推动文化繁荣不为其它，是要在此基础上达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更高层次新的文化使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一个强盛的文明不只要有“物质的强”还要有“精神的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国文化繁荣提供精神指引、为文化强国谋篇布局并明确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的主题，即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

一   为推动文化繁荣的环境提纲挈领

中华文化之繁荣与复兴，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必由之路。一国一族之复兴，非唯物质文明之发展所能决定，精神文明之进步亦不可或缺。若无先进文化之积极引领，民众精神生活未能得到极大丰富，民族精神力量未能持续增强，则该文明难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5]5。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在苦难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我们一度对自己的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质疑乃至否定。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波澜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奋斗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逐渐夺回文化自信的沧桑历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高度关注文化的自觉自信，在逾百年的奋斗中不舍灿烂的传统优秀文化并创造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建设工作做了重要部署。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座谈会明确文化建设的“十四个强调”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对文化自信的坚持与对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推动以及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勾勒出彼此之间的深层关系。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可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一个起始于文化自信，相关于制度、理论、道路自信，依托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落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向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成的系统性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整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二   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谋篇布局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这一崇高目标，不仅是党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面规划，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承诺和坚定追求。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中毛泽东曾表达过，随着亿万国人站了起来，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6]577，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高度文明、文化也将重现世界。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想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即是说，一个强盛的现代文明，不只要有“物质的强”，还要有“精神的强”。毛泽东70年前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建设高潮，理通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不可逆转”，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7]07。二者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剖析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论断，其跨越70年光阴从辩证的“一体两面”对文化强国建设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释。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们经由经济建设，极大程度改善了新中国的物质文明条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市场所能提供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较之以往皆有较大改变。人们的需求也逐渐精准化、多样化，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有能力进行发展自我的活动，精神文化需求随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要适应这种庞大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变，以及进一步发掘和解放生产力的可能性，都需要匹配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作为支撑。理论源于实践，时代造就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磅礴伟力，就是因为其深深地植根于实践的沃土。

三   为建设现代文明的使命引航执旗

以构筑文化强国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传递着坚定的文化使命感，高扬着建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想旗帜。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5]01-02提到：“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这也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 同样在6月2日提出的文化建设方面“十四个强调”中多次提及“文明”的概念，并指明新的文化使命的第三层面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过程由文化自信肇始，推进文化兴盛繁荣，进而奠基文化强国的建设，又以文化强国固卫兴盛的文化并经由文化强国之路通向一个伟大的民族文明。郝立新^[8]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一次解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过往我们一直试图在文化层面进行同西方的对话，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当物质文明显著落后于西方世界的时候，西方对我们的文明充满兴趣，也看似愿意听取我们的声音。而当我们拉近彼此间物质文明的差距，西方反而对文明间的对话丧失了体面并逐渐转变为一种交锋。实则，在文明的高度上应该清醒意识到：以文明对文明则文化存，以文化对文明则文化亡。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的自信自强并指向我们文化的自在自为，如在“七个着力”中强调了对中华文脉、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转化与发展之间关系认识，对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兴盛与中华文明在国际间交流传播关系的认识等。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全社会的历史、文化自信的新高度，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新高度^[9]。

二.   指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10]在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两个结合”的提出进一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引。其中，“第一个结合”蕴含“第二个结合”基本意蕴，“第二个结合”是对前者的深化发展以及在文化—文明层面的聚焦。进而，魂脉与根脉的关系也被包含“两个结合”之中。“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是对“两个结合”的具体化，也是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部署，前后在“体用之辩”上高度融通，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

一   “第一个结合”的深刻内涵：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通过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伟大飞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就。从延安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已经出现，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11]534，这就是“第一个结合”。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着对应的历史背景，“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544。这个需要根本上是源自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产生于解答时代之问的客观追求，服务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对于各国的实践“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1]534。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视为十月革命“送来”的也离不开“一战”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性的解构；离不开苏俄同为贫困人口众多农业国的国情；更离不开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华传统文化在厚生之道、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知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具体实际具有特殊性，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强调，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3]730。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或对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论断具有特殊性，但其运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具有普遍性。资本主义利用殖民与世界市场向全球扩张，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了世界意义^[14]。

马克思主义要结合的中国“具体实际”本就包含了中国的实践、历史与文化。而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能抛弃的“魂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失去理论的实践无疑是没有“灵魂”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航港，是我们校正初心的一把尺子。

一方面，坚守“魂脉”为的是在“结合”过程中不偏离方向。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深刻批判为重要特质，志在打破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对人本质的复归，完成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作为重要的观念上层建筑，不仅和政治上层建筑存在互动关系，更深层的是其同样是特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如同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观念上层建筑同样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又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资本主义文化源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遵循资本逻辑，为资本增殖服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不应基于这套逻辑，而应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马克思^[12]52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列宁肯定思想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可能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指明灯”意义，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15]251。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通过结合实际超越其诞生的时空获得普遍性。历史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不止一次昭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能带来的飞跃。我们在过往的“结合”中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在国难中“第一个结合”有效性的铁证；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在建设中“第一个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铁证；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在坚持和发展“第一个结合”中华民族逐步迈向伟大复兴的铁证。因此，“第一个结合”与坚守“魂脉”之间存在着内生的辩证关系。

二   “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方向：深化发展“第一个结合”的文化属性

“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既有内涵的深化和发展。相对而言，其更加突出“文化”和“民族认同”属性。正如毛泽东^[11]534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提出要创造为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紧密地结合“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并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11]534。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根脉”的性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习近平^[10]指出：“坚守好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第二结合”诠释了“根脉”与“魂脉”实质上的互动关系，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新的认识高度，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的新的历史高度，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独创性贡献就在于突出了文化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尤其是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价值^[16]。“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有更宽广的文化空间，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这展现了全党、全社会更高层次的历史、文化自信和更高层次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更展现了更高层次的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的使命感、自觉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融合许多民族和文化并最终在近代的危机中觉醒了自觉的民族认同，这是极为难得的。费孝通^[17]35曾区分认识“自觉”和“自在”的民族实体。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自觉塑形于近代同西方殖民列强的抗争，而中华民族的自在的成型却早已积淀于千年的历史中。这种文化上“自在”的形成包含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创造了“文化基因”一般的稳定延续，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因此得以超越时间、地域和社会形态而传承千年、遍及全球又自成一体^[18]。19世纪多个旧帝国倒下后被分解，而中华民族面对殖民和瓜分中华民族反而加强了身份认同，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关键作用。

“第二个结合”显示出深层的文化上的自觉和主体性。本民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日用而不自知”的存在，却恰恰是我们面对全球文化交流对撞时真正的“篦子”，否则各种思想“泥沙俱下”，后代人在文化上的自觉和主体性将模糊不清。讲不清自己的来历，只怕是为谁发展也会讲不清了。所以，“第二个结合”内在意蕴更侧重科学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体”和“用”的层面助推中国式现代化^[18]，而中国式现代化也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此外，坚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不是文化的自大、自负、自满、自傲。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第二个结合”中的守正创新与扬弃超越。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9]。因此，“魂脉”和“根脉”是有“互动”关系的，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去辨析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同时将千年文明中积淀的精神智慧融进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相融合，实现二者的融会贯通。

习近平曾强调文化的这种基因般作用，“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20]。因此，这种主体性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桥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的融合与超越为出路，“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1]06，这必将通向文明的高度。

三   “体用贯通”的发展方式：把握文化建设行稳致远的内在规律

只有思想与时俱进，文明方可生生不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体用之辩”从不是停滞不前的，是随着时代矛盾的运动不断处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中从而推动历史车轮的。典型的莫过于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期不同社会力量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中找到“体用之辩”的观察角度。1856年达到全盛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个观察的开端，从“体用”角度去理解旧式农民运动的阶级局限性不难看出，其体用层面比较满清无本质区别，全盛后内部迅速的腐化、内耗也证实了这点。平定太平军后洋务派主导的内部改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牛体马用”的结果是前期“自强”拮据，后期“求富”乏力。社会在这种“割裂”的体用关系的拉锯中并没有迎来本质进步，在甲午国难的耻辱中彻底暴露这点；随后维新派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对社会的改造是更加深层的，于是想到了变“法”，终是触及了“体”的层面。不过，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终归也是“不彻底”的；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用一场辛亥革命达成近代资产阶级的体用一致，而辛亥革命内部的“不彻底”继续催生新的矛盾运动。近代历史的演进都有“体用之辩”的矛盾运动规律在其中，其本质是错位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历史中走来，后来的买办大资产阶级是如何再次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都能从中找到“体用之辩”的唯物史观视角。因此社会主义观念上层建筑也一定要和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创新和工作部署上做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文化理论观点上实现重大创新突破构建了文化理论的“体”，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做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突出文化建设的“用”。这在“七个着力”中被高度融通，“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要义；“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指向；“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最强支撑；“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网络时代做好文化建设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手段；“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社会接续发展的内在蕴意，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保障；“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图景，也是如期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路径；“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提升文化竞争力的现实方案，也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保证。

“体用之辩”也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辩，是从历史中延伸出的文明发展规律，二者不匹配时，即使物质富足，文明也将走向落后，民族内部将缺乏自信和凝聚力。因此，“现代”是一种文明概念，文明不是单一基于物质也不基于时间标准，更关乎“体用”在实践中的协调。

三.   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岔路口上的不只是中国还有世界，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不仅有中国也是全人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能够丰富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形态，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能发展成为超越现有框架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22]07。这条实现复兴的康庄大道的真正伟大之处更在于我们敞开胸怀邀请朋友们一起走。

伟大的事业离不开科学的思想引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引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就像一面旗帜，号召所有的精神文明生产者向着这个进路勇往直前。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的独立理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题中之意。而当大家一起走时，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必将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必要的选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重要的途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必然的结果，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建构是前进的方向。

一   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方案

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叙事中，16世纪被美化为“大航海”时代。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们拿着赞助金，为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开辟了市场。而被殖民者，在历史中甚至留不下只言片语。塔斯马尼亚人灭绝了、印第安人被圈进了保护区、阿拉伯人被分而治之再无宁日、印度深陷雅利安人构建种姓制度泥潭……在殖民者的视角中，这些古代文明落后且野蛮，亟待他们送去的“福音”。资本主义在全球殖民扩张劫夺、在国内压榨剥削人民形成的原始积累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基础。长期以来，在话语权的弱势环境中，“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无外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同时为掩盖意图与合理化，再将“贫穷”“封闭”“落后”等符号强行绑定在异己的社会制度上。因此养成了许多人如“侵略有功论”“恋殖心理”等逻辑都难以自洽的怪论和扭曲。照搬西方模式的国家，在取得一定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沾染了西方现代性危机普遍“病症”，并难逃在西方现代化体系中丧失本民族代化解释权的桎梏^[23]。中国式的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错误认知，同样也驳斥了贫和富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绑定的错误认知。既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另一番图景，也宣告了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全人类探索制度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答案^[24]。我们很庄严又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现代化要带上规模巨大的14亿人口、要带上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奔向共同富裕、要在实现物质文明的过程中协调兼顾精神文明的进步发展、要从悠远的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后代留下绿水青山、要超越扬弃西方式现代化损人利己、零和博弈的老路走一条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进步的现代化道路并为人类文明贡献全新的形态。

二   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人民视角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的凝视和洞见贯穿其理论始终，并始终指向“人之为人”应该或不该是什么样子。这点早在其1844年的手稿中便存在不少论述，“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25]86。马克思在著名的异化理论中批判人和自己“类生活”“类本质”的分离，这种“类”的意识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所继承和发扬，在“类主体”“类实践”“类解放”层面上显示出中国既有社会主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又有融合了自身文化特有的人民视角、人民立场、人民情怀。

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是一种有产者的解放，这并非真正意义上人的解放。其原因马克思也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不断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26]54。这个论断的深刻性是跨时空的。因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就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并把“人的解放”定为最终目标。因为政治解放充其量只能实现“有产者的解放”，其所实现的是形式上而非事实上的平等，这也是今天仍旧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平等”的实质。人无法从这种旧的劳动生产关系中获得全面真正的解放。因为人是通过对象化过程认识自己的，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被对象所统治，从能动认识转为被动认识进而无法在这种遮蔽中正确认识。因此，马克思致力于寻找打破这种桎梏的条件，认为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并让文化创造与享受普遍化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文化也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性产物，和人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更由于“第一提琴”所指征的相对独立性，“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的维度。故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多次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并强调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人”才是目的，“人”才是答案。我们要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当是一个为了人、属于人的文明。毕竟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从个体到集体，从集体到人民，从人民到人类，从人类到天下的文化—文明逻辑。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和文明美学，那便是我们超越区域文明和国族观念的天下观，并将以此助推一个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三   一个超越区域文明和国族观念的天下观

中华文明历经千年，包容性强。文化问题融于文明，规律特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时间让我们面对并解决过许多问题。这之中，中华文明存在典型的不同于西方的，对象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区域和国族观念的“天下观”。习近平^[27]21曾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深层再现了中国人自古“修齐治平”的文化情怀、中华民族自古 “达则兼济天下”浪漫情怀。中国共产党人更是继承了这股天下情怀与负责任大国担当之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独创性贡献之一就是第一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的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价值，而且为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解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一贡献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16]。2023年10月，北京香山论坛上郑永年提及，中华文明自身演化并与周边国家交往千年，形成两个重要西方文明不具备特征，使得中国能够扬弃国强必霸、搞地缘政治利益的老路。一是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文明，没有任何的宗教负担，不需要在不同“神”或不同的“上帝”之间做一个选择。孔子近鬼神而远之，宗教俨然已成私人事务，鲜少被带进公共政策、公共事务领域来。二是中国长期以来不进行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策略，与周边各国乃至东南亚国家在长达几千年相处中，不曾将其作为殖民地，而近代全球仅有少数国家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的历史。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构建新型对外关系，一定要找一个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话，那便也是中国文明的精神。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27]18所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日用而不觉”，是在思维上“暗合”或“无意识融通”，进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28]。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概念，统摄了社会观、伦理观、生态观、国家治理等诸多观念，如若我们能凝聚广泛的共识、人类共同的价值，便可为“天下之事”，连通唯物主义与“人化自然”。中华文化中“天下大同”是中国人自古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大同世界的理念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亦深度契合，中华文化中“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中庸之道”“知行合一”等理念在历史中建构了国家为政、社会为治、君子为人、为事、为学的框架体系，尤其契合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的伟大智慧^[29]。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个体到人民，从人民到人类，从人类到天下，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必将通过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展现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和文明美学，那便是我们超越区域文明和国族观念的天下观。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时代问题、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彰显中华文明的广阔胸怀。该体系也将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保持敞开和延展，持续得到充实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