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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35卷  第6期

专题研究
对人工智能科普话语的生态性探究
蒋婷, 杨银花
2019, 35(6): 1-9.
摘要(307) PDF(15)
摘要:
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生态话语分析为语言研究者分析话语生态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研究对象包括环境类语篇和非环境类语篇,旨在引导人们言行生态化。作为非环境类文本,人工智能科普语篇以新颖有趣的话语方式,既向人们传播了AI 技术新发展,也反映了写作者的语言生态观。为揭示此类语篇生态取向,文章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理论,以20 篇英文AI 科普文章为语料,从及物性视角对语篇进行表层描述和深层生态解读。研究表明:表层来看,AI 科普语篇语义配置方式倾向使用以社会性场所为施事的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借此实现向读者科普AI 知识的语义功能。深层来看,该类语篇生态取向主要表现为生态模糊型和生态保护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界对AI 所秉持的科技生态观决定的。
现代汉语“让”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向大军
2019, 35(6): 10-17.
摘要(447) PDF(14)
摘要:
现代汉语“让”字存在共时平面的多种意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现有文献主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让”字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这种传统语法研究视角使得学界对“让”字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能考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加的夫语法模式为理论指导,系统探析“让”的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让”字有动词、介词和“让”成分三种功能。作为动词,“让”说明小句的谓体,并体现过程意义;其中表致使义的“让”也应为动词而非介词。作为介词,“让”的功能是引出过程的施动者;在句法上,“让”与其后的名词词组组成介词词组一起说明小句的补语而非状语。作为“让”成分,“让”字为一种语气结构标记,没有经验意义。
《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与微观变异——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译文为例
陈莹
2019, 35(6): 18-25.
摘要(441) PDF(15)
摘要:
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论语》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变异。文章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的《论语》英译版本为例,经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变译方法,探讨《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论语》英译文对原文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的各个层面,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有助于剖析变译方法语言层面机理,进而深入地分析和评估译本,而且有助于挖掘语言背后的译者表达动机问题。
论翻译中的话语基调:分类及属性
张娇, 高生文
2019, 35(6): 26-33.
摘要(526) PDF(18)
摘要:
话语基调涉及言语交际中的参与者因素,文章探讨的是翻译这种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基调问题,包括分类和属性两方面的内容。文章提出翻译中的话语基调可分为宏观话语基调和微观话语基调两大类。前者可细分为显性话语基调和隐性话语基调,后者从不同的角度可细分为双参与者话语基调和多参与者话语基调,以及有嵌入话语基调和无嵌入话语基调,其中,有嵌入话语基调还可细分为嵌入话语基调和被嵌入话语基调。此外,文章认为与翻译中的主体、主体间性相比,翻译中的话语基调具有语篇依存性、参与者对应性以及参与者关系现实性三个属性。
英汉科技论文中介入资源运用的对比研究
杨阳
2019, 35(6): 34-41.
摘要(327) PDF(11)
摘要:
研究基于评价理论介入系统,对比分析英汉科技论文中介入资源的使用异同,以期为英汉科技语篇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通过对60 篇英汉科技论文的定量分析表明,英汉科技论文中介入资源在论文各部分的分布不均衡,在两类语篇中的分布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同时,各类介入资源在英汉科技论文中的使用频次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
哲学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
刘星
2019, 35(6): 42-48.
摘要(265) PDF(11)
摘要:
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辜鸿铭的“良民”与埃利亚斯的“绅士”——中西文明之代表形象的对比
肖飞燕
2019, 35(6): 49-57.
摘要:
辜鸿铭的“良民”根植于“道德主义”,并在儒家“国家宗教”的教化之下,被塑造成充满着仁爱并随心而活的形象;而埃利亚斯的“绅士”则是置身在由于经济发展而越发紧密和不断扩展的人际网络当中,更加敏锐的羞耻感促使“自我强制”的心理机制逐步加强而呈现出彬彬有礼的形象。两人立论相左,前者因“爱”而生,缺失理性的维度;后者被“恐惧”所囿,掩盖了“神圣的本能”即仁爱,从而塑造出互为“他者”的形象,但同时也展现出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两个形象在建构过程中对于情感,对于家庭教育,对于社会视域中个人的强调,也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经济学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陈景森, 高明
2019, 35(6): 58-73.
摘要(340) PDF(15)
摘要: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社会学
社会的兴盛与政治的衰退——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批判
庞楠, 叶颖
2019, 35(6): 74-79.
摘要(286) PDF(11)
摘要:
针对政治衰退的现代性困境,文章研究了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批评思想,对社会领域兴起所产生的消极政治后果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完善。文章通过对社会领域政治危害的系统研究发现,阿伦特所作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是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框架,也是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工具。社会领域入侵政治领域,将私人领域家务管理的必然性带入自由的政治领域,继而引起了市民的兴起、公民的衰亡以及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地位的衰退。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造成的侵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政治对人生意义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政治学
《共产党宣言》对政治概念的解构和重构
包大为
2019, 35(6): 80-87.
摘要(270) PDF(13)
摘要:
在《共产党宣言》中,政治是用于限定统治、制度、运动和斗争等历史活动的定语,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具有新形式的动态概念。在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为定语的政治和阶级又统一于新旧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在此意义上,《共产党宣言》不仅对作为“绝对真理”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作出了彻底的批判,而且试图祛魅遮蔽阶级属性的启蒙政治理念,更在后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视域下提出了重构公共性政治的可能途径和必要条件。今天,当历史正反经验和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为资本主义政治/阶级统治提供了更新治理技艺的客观条件,用以重构政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诚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和无人化生产工具变革所带来的过剩危机,以及由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商谈空间,将推动阶级意识的迅速发展,而《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实践也必然走进一个新时代。
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
王志勇
2019, 35(6): 88-95.
摘要(298) PDF(13)
摘要: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时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自主空间近乎完全隐没。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其背景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社会“超自然魅力”的“祛魅”和“解构”,其逻辑起点则源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耦合。正是这二者的耦合,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并使“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度近乎完全“隐没”。
法学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赵飞龙
2019, 35(6): 96-102.
摘要(379) PDF(20)
摘要: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
文艺学
梅尧臣山水诗叙事性研究
潘链钰, 马金水
2019, 35(6): 103-113.
摘要(368) PDF(12)
摘要: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发展历程蕴含有一条清晰的叙事性线索,尤其是入宋以后,山水诗的叙事性得以全面彰显。事件过程、自然情节、逻辑思理三大叙事表征在宋代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正是推动山水诗入宋以后取得叙事性前进的重要诗人,他的山水诗在诗题诗序、结构章法、时序时距、散文趋向等方面倶体现出了鲜明的叙事因子,是宋代山水诗叙事性发展之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