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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35卷  第1期

专题研究
概念映射模式与语域分析——以[战争]隐喻使用为例
孙亚, 任慧, 崔子璇
2019, 35(1): 1-7.
摘要:
文章设计了以概念映射模式为基础的语域分析方法,比较了商务话语和健康话语中的[战争]隐喻。结果表明,在语言层面上,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更动态及更具体的隐喻词语;在思维层面上,前者中的[战争]隐喻映射突显“战争的计划性”而后者突显“过程的突然性和猛烈性”;在交际层面上,前者的[战争]隐喻传递的评价意义为{中性:情感——渴望}而后者传递的评价意义为{消极:判断——危险}。这种基于概念映射模式的语域分析通过分析隐喻使用在语言、思维和交际三个层面的映射内容,从而揭示不同语域的差异。
精神科医患会话语类结构之系统功能视角研究
旷战, 李淑晶
2019, 35(1): 8-15.
摘要:
文章基于实证研究方法,以精神科医患会话为语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理论,尝试探讨了精神科医患会话语类结构及其功能变体。研究结果显示,该语类结构潜势包括“检查开始^病史采集与专业检查^诊断陈述与治疗建议^检查结束”等四个阶段的形式标识。这一潜势在基于词汇语法的示例化过程中,呈现为“一致式”和“隐喻式”等混合类型的语篇模式,它们在表征精神科医生个体意库资源和语类身份特征的同时,也体现出医生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类目的。
英汉致使结构研究综述
赵宏伟, 何伟
2019, 35(1): 16-23.
摘要:
文章回顾了英、汉语致使结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同时考察了英汉致使结构对比的相关研究。具体从英语致使动词语义、致使内涵,汉语致使内涵、研究范围、语义句法,英汉对比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英、汉语致使结构研究及英汉致使对比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对今后致使研究的方向有所启示。
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前沿
王文峰, 张敬源
2019, 35(1): 24-29.
摘要(222) PDF(14)
摘要:
文章在综述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近几年发展的基础上,探究和总结当前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预测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并试图展望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前景。国内功能语言学观照下的研究呈现出几个研究热点和前沿,如翻译研究、认知神经研究、司法话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病理语言学研究、汉语句法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生态语言学研究、系统功能类型学等方面。
美国大选助选演讲言据性及其言语效果分析
冉亚, 刘承宇
2019, 35(1): 30-37.
摘要:
文章以Ivanka Trump和Chelsea Clinton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党代表大会上的助选演讲为例,分析所使用的各种言据手段及其信度和态度介入程度特征,比较两位演讲者使用言据手段的偏好和倾向,进而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结合民意调查数据和权威媒体评论等,探讨言据手段选择可能带来的言语效果。
汉语句子问题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第二十五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暨第二届功能语言学与汉语研究高层论坛综述
秦思, 王勇
2019, 35(1): 38-43.
摘要:
第二十五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暨第二届功能语言学与汉语研究高层论坛于2018年6月9日—10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邀请到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和汉语学界知名学者13位。相关主旨发言采用功能视角,围绕汉语句子的定义、结构、成分、分类、功能、划界、语法地位、语气等方面问题展开探讨。本次论坛为功能语言学和汉语学界的各位同行深化研究、增加共识搭建了交流平台,对国内功能语言学本土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读书与研究
库切作品中的人文思想——一种儒学的视角
金怀梅
2019, 35(1): 44-49.
摘要:
一直以来,国内外库切研究者普遍认为库切创作思想与欧美及南非文学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而对于其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则未曾论及。事实上,库切在多部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中国及中国元素,对中国文化乃至古代中国都有一定了解。通过对库切传记的考察,甚至可以挖掘出他与儒家文化的姻缘。文章尝试论证库切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联,重点考察其作品中的刑罚观、大同思想等契合儒家人文思想的伦理和政治观念,以期呈现库切作品中的多元文化思想,体现其作为一名跨文化作家的思想深度,同时显示中国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普适性意义。
狄仁杰:中国福尔摩斯的幻景
李珂
2019, 35(1): 50-55.
摘要:
幻景自“镜”中产生,狄仁杰作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其幻景形象形成的“镜子”,主要是高罗佩所代表的西方侦探文化语境和对东方进行虚构与想象的译者思维。狄仁杰形象经由高罗佩之手推向世界,在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在流变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语境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影响,与最初在中国本土时的形象已经相去甚远,而与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经过与西方侦探形象互动之后的狄仁杰形象,成为横跨在中西方文化桥梁之上的一道幻景,启迪着当代狄仁杰文化作品的创作。
历史学
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兼论尚小明的《宋案重审》
张耀杰
2019, 35(1): 56-65.
摘要(357) PDF(15)
摘要:
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作为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竟然与应夔丞合谋套取中央政府的巨额款项,甚至于打着中央政府尤其是袁世凯、赵秉钧的名义,在密信密电中怂恿鼓励应夔丞实施谋杀宋教仁的行动计划,从而犯下了渎职枉法、教唆杀人的严重罪行。但是洪述祖和与他单线联系的应夔丞都没有出现在谋杀现场,出现在谋杀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吴乃文等人。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一书中撇开现场人证,仅仅通过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资料堆砌,就“莫须有”地认定与袁世凯关系“特殊”的洪述祖是宋教仁案的唯一主犯,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学术层面也没有形成切实完整的证据链条。
《雅尔塔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研究——基于蒋氏父子记述及艾登回忆录
张少冬
2019, 35(1): 66-72.
摘要:
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要价,美国和英国也获得了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自述》及《艾登回忆录》都对《秘密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同时也证明在美苏强权政治的压力下,中国与苏联通过谈判,苏联获取了比《秘密协定》还要多的好处。《秘密协定》无疑是美苏英强权政治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新中国的成立使其部分破产。自此中国逐步摆脱受列强任意操控的命运,逐渐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当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国家间关系指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一条道路,但是西方强权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政治学
赵秉忠状元卷中的政治哲学及意义
任鹏程
2019, 35(1): 73-79.
摘要(389) PDF(10)
摘要:
赵秉忠的状元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份现存的明代状元卷真迹,具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状元卷以“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为应试题目,考察的是考生的治国见解和策略。不仅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结构严谨、书法工整,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和文学欣赏价值,而且论文思维和逻辑蕴藏着浓厚的儒家政治情怀,其所论述的人君论、选官论、教化论、治安论等治国理念,深切反映了传统儒生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状元卷可以说是儒生赵秉忠的一篇政治哲学论文。
法学
我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对策研究
刘珏, 严泽岷
2019, 35(1): 80-88.
摘要:
随着北京、上海成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职能管辖范围基本明确化,案件办理逐步正轨化;机构设置不断科学化,业务人才不断专业化,工作机制不断规范化。但是,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仍然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立法较为滞后,层级设置不合理,案件管辖规划不科学,机构建制不明等瓶颈。为促进继续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构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建构组织体系、完善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着手,全面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政策,促进权力跨行政区划落实落地。
共性与个性:“法律人”思维的多种可能
陈子盼
2019, 35(1): 89-97.
摘要:
“法律人”的思维包含思维共性和思维个性,源于“法律人”的职业性格与本质属性。“法律人”共同体,由于专业技能与职业所需,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共性,但是在处理法律案件中并非总是有效的。共性思维是一种思维定式,存在的缺陷给“法律人”的思维个性留下了空间。“法律人”的思维个性在处理法律问题时则会让“法律人”不自觉地带入自身的价值观。“法律人”思维共性与个性为辩证统一关系,二者良性互动不畅,易造成“法律人”错误思维。唯有思维共性与个性良性互动,避免陷入思维定式,才构成完整的“法律人”思维径。
哲学
洛克“抽象观念”的“名”与“实”
肖福平
2019, 35(1): 98-106.
摘要:
在洛克的经验世界里,“抽象观念”的形成与表现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经验过程总是要伴随着“抽象观念”的存在过程。洛克的“抽象观念”具备经验意义上的心灵位置和内容,它体现为洛克式的“抽象观念”实在,表现了这种“实在”的“名”就是人类经验的自然语言形式。语义世界的“抽象观念”出于心灵中的本源,它与自然语言形式的关系确立自由而任意。“抽象观念”于心灵和语言的经验之中并非总是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所有作为经验对象或结果的“名”与“实”关系并非具备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基础。“抽象观念”的“名”“实”区分与统一唯有回到理性主体存在的世界里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论爱因斯坦的历史观
周德海
2019, 35(1): 107-118.
摘要:
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切科学”中,合乎逻辑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其中也包括历史或历史学。在爱因斯坦看来,历史与科学既有共同之处,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根源于所从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史研究的切身体会,爱因斯坦把历史区分为“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和“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两种类型。在历史与科学各自具有的客观性问题上,表现出爱因斯坦对历史的思想矛盾,其缺陷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科学认识论贯彻到历史之中。如果从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完全能够达到与科学同样程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但在历史的创造者问题上,爱因斯坦坚持历史是有价值的创造者们创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