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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34卷  第3期

纪念韩礼德先生特稿
继承与发展——纪念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先生
高生文
2018, 34(3): 1-2.
摘要:
学术之“神”生活中“人”——怀念韩礼德先生
黄国文
2018, 34(3): 2-9.
摘要:
沉痛追思韩礼德先生
张德禄
2018, 34(3): 10-10.
摘要:
回忆与感恩韩礼德教授对我的影响
田贵森
2018, 34(3): 11-13.
摘要:
功能情缘,深深怀念——追忆韩礼德先生
张美芳
2018, 34(3): 13-14.
摘要:
伟大的语言学大师 宽厚慈祥的长者——忆韩礼德教授
常晨光
2018, 34(3): 14-16.
摘要: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缅怀韩礼德先生
苗兴伟
2018, 34(3): 17-18.
摘要:
一代宗师驾鹤去 思想传承有后人——悼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师韩礼德先生
王振华, 王品
2018, 34(3): 18-19.
摘要:
功能语言学的融合与发展:纪念韩礼德先生
何伟
2018, 34(3): 19-21.
摘要:
德如醇酒,历久弥香——写在韩礼德先生辞世之际
刘承宇
2018, 34(3): 22-23.
摘要:
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忆韩礼德先生
于晖
2018, 34(3): 23-24.
摘要: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未来——纪念韩礼德先生
杨炳钧
2018, 34(3): 24-26.
摘要:
那些幸运的日子
戴凡
2018, 34(3): 27-29.
摘要:
韩礼德先生二三事
王勇
2018, 34(3): 29-30.
摘要: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辛志英
2018, 34(3): 31-32.
摘要:
缅怀韩先生 薪火相传之
杨才英
2018, 34(3): 33-33.
摘要:
深切怀念韩礼德教授
陈瑜敏
2018, 34(3): 34-34.
摘要:
专题研究
希望的话语:国内积极话语分析研究述评
杨林秀, 赵浩
2018, 34(3): 35-41.
摘要(574) PDF(10)
摘要:
积极话语分析(简称PDA)由J.R.Martin在1999年提出,近年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论文日益涌现。文章阐述了积极话语分析的缘起和研究现状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方向,以期对积极话语分析研究有所借鉴。
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探析
向大军
2018, 34(3): 42-48,69.
摘要:
加的夫语法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主要源于其将语言视为程序这一思想。把语言视为程序,即把语言看作一种过程、一种步骤、一种行为方案。基于这种语言观,加的夫语法建构的是一个整体的、认知互动的语言及其使用模型,具有理论生成和语篇描写的统一性。这是加的夫语法与Halliday模式在语篇描写上差异的本原。文章首先论述了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然后从语言的层次性、多功能性和句法描写三个方面加以诠释。加的夫语法的语言程序观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实现从语言学理论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丰富和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哲学思想。
类型学视角下对语境与语域概念的再认识
刘向东
2018, 34(3): 49-56.
摘要:
文章首先回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体系下语域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在语言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指出韩礼德对语域概念的经典论述可以借鉴功能类型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更精密的描写。通过对语境三变量进行各自维度上的次范畴化,语境可以分出不同的活动场、语旨关系和符号实现模式。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把语境分析为三个维度的次范畴构成的矩阵,并对不同语域类型及次类型进行更精确的描写和分析。研究还表明,语域的作用机制具有递归性,语境的三个维度动态地决定语域类型。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视角
孔标
2018, 34(3): 57-61.
摘要: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彰显文化的独特性又要使其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以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林语堂早在20世纪初亦有如此先明之举,他力排众议地以中译外和异语写作的方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文章通过分析林语堂文化外宣作品《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案例,发现在对待文化传播和中译外问题上,林语堂以其独特的文化态度,从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对中国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翻译,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娴熟的双语能力和灵活的创造性翻译手法。
基于TPB理论下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陈良敏
2018, 34(3): 62-69.
摘要(281) PDF(11)
摘要:
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及相关理论拓展研究,构建了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影响研究框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ogit模型就消费者风险偏好、健康意识、支付意愿、行为与意识一致性、消费者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消费者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在男性和女性群体存在明显差异;健康意识和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且女性模型更显著;男性存在意识和行为不一致的现象,以至于反向选择,对绿色农产品购买具有显著负作用;家庭特征比个体特征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行为更具有显著作用,女性且与小孩同住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相应增加,而独居群体购买倾向较差。
读书与研究
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
罗君慧
2018, 34(3): 70-77,84.
摘要:
随着翻译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翻译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译本中尤其是文化翻译部分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不忠”现象。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的《浮生六记》,其不同时期两个英译本的译文和原文存在诸多差异。勒菲弗尔的“操控论”为此差异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新视角。文章对比分析了《浮生六记》两个译本中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翻译策略生成的相互关系,以期引导翻译工作者在文化翻译中能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最终达到平等文化交流的目的。
学术争鸣与批评
文化冲突视野中的“和而不同”观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蒋萍
2018, 34(3): 78-84.
摘要:
文化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受到社会冲突正负功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文化冲突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传统中呈现多义性的理解。“和”与“不同”各自拥有正负面效应。中国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理论看似相似,实乃解决文化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路。文章通过对“和而不同”论的先决条件、“义”“利”之辨与解决思路的辨析,审视“和而不同”之“和”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差异性语境下多元共生的区别。在“和”融入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探讨如何结合两种理论的优点、避其不足,借助差异性理论推动“和而不同”等本土传统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帮助本土传统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隐性文化殖民战场上发挥积极功能,克服、缓解甚至解决文化冲突。
政治学
“中本西末”乎?“政教为本”乎?——论郭嵩焘的西方政治观
顾春
2018, 34(3): 85-91.
摘要:
郭嵩焘以亲历西方的独特视角及对两千年专制体制的深刻批判,形成了自己不同于洋务派且超越同时代的“本末”观。文章通过分析郭氏出使前后西方政治观的变化,特别是从他对专制制度溯本求源的反思中,揭示其政治主张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管理学 经济学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时间研究——以S市“小汽车限购”政策为例
堵琴囡
2018, 34(3): 92-99.
摘要:
时间是政策制定中一个普遍且重要的要素。探究时间的意义和决策者把握时间要素的条件及影响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现有研究大多数建立在西方国家或欧盟这些考察对象之上,中国语境的分析相对不足。文章将时间策略作为分析视角,剖析了S市小汽车限购政策制定过程。研究发现,时间作为一种手段被地方政府用于平衡政策回应性和责任性之间的冲突。时间策略的选择取决于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有效性的激励力量。一旦忽视或错误地运用时间,将可能导致某项政策的绩效与合法性面临困境。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应该认真对待时间。
谁之空间:试论高校创客空间中的场域权力
杨修
2018, 34(3): 100-105.
摘要:
现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创客空间。高校创客空间存在一定自主性的空间,其中的行动者为了获取资源各显其能,与布尔迪厄、斯沃茨对场域的描述相吻合。文章从场域视角,析出了高校创客空间场域中的四种权力:行政权力、资本权力、知识权力和行为主体权力,并分析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解答了高校创客空间发展不同阶段谁为主导的问题,认为只有行政权力退居幕后充当服务员,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的能动性、创新性,以指导教师提供知识支持、合作风投提供资本支持,高校创客空间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大学生空间。
文艺学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孙景鹏
2018, 34(3): 106-112.
摘要:
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陈梦林文学与方志学理论的相互融通研究
郑丽霞
2018, 34(3): 113-118.
摘要(271) PDF(10)
摘要:

陈梦林一身二任,史学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情思,使其方志编纂与文学创作相互融通,互相影响。一方面,文学思想烙上方志学的印迹。主张文学教化论,强调文学家的史学趣味,酷爱用典,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呈现出重征求实的方志学考辩色彩。另一方面,方志编纂带有更多的文学色彩。重视收录地方文学文献,以独特的文学敏感性捕捉历史文献材料中文学的特殊魅力,编排模式与写作方式均体现出自觉的文学意识,为台湾方志修纂树立典范,泽被深远。